1990年代以来，接连发生的高技术局部战争，不断强化着人们这样一个认识：技术的因素对于战争的胜利更加重要，填补技术上的“时代差”，是实现中国特色新军事变革的基础，是打赢未来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的关键所在。

当人们的认识在发展中，所形成的共识点象潮水般涌到一个方向时，就容易出现一种 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

有一种说法，打高技术战争，主意再好，点子再妙，没有新的技术手段也白搭。持此说法的朋友，经常用“老鼠怎样给猫脖子上挂铃铛”来讽喻孙子谋略在高技术条件下，是无法实现的主意。

一般说，西方对策论是一种“以力取胜”的理论，以理想“局中人”，即双方都不会犯错误，作为按“最大最小原则”进行决策的前提。与此不同，孙子谋略包含有制造和利用信息，来影响和控制对方决策活动的特殊手段和方法；因势利导，诱使对方采用可以使我方获利最大的策略。

从对策论的角度看，猫是老鼠的克星，老鼠是无法给猫脖子上挂铃铛的。按照孙子谋略的思路，老鼠可以设法诱使猫自己戴铃铛。

还有一种说法：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要努力从“谋略大国”的自我欣赏中解放出来。我觉得，“谋略大国”的提法不妥。固然，中国的传统兵学，主流是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兵权谋”。这反映了东方军事文化的特点，但是不是就可以由此说我们是谋略大国？值得研究。在谋略已走入工程化、商品化、产业化的今天，在西方社会的智囊团、思想库为发展军备、打赢战争，乃至为国家内政外交发挥积极作用的时候。我们的决策者还没有形成利用咨询机构，特别是利用民间咨询机构为国防事业服务的习惯。与此同时还应当看到，我们现在的主要思想倾向，不是“孤芳自赏”，而是思想浮浅。当我们面临纷纭复杂的国际安全环境研究对策时，当我们积极推进中国军事变革、寻找自己的特色时，当我们进行信息化建设、探索“跨越之路”时，当我们抓紧军事斗争准备、谋求“打赢”之法时，常常感到不是智谋超群，而是显得智力不足。在世界新军事变革的大潮中，当西方军队展开“《孙子兵法》与信息战”的大讨论时，我们更多的是失去自我，对孙子谋略感到不屑一顾。

自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仁人志士们，就一直在反思落后挨打，被列强欺辱的原因。开始只看到了表层的技术落后，于是搞洋务运动。甲午海战惨败后，进而认识到不完全是技术问题，深层的是文化、是制度。后来，推翻了帝制，唤起了民众；靠毛泽东军事思想打赢了战争，赶走了列强。其实，毛泽东思想是东西方优秀军事文化的融合。从《孙子兵法》到毛泽东军事思想，有一脉相承的根。当我们面对新的国家安全形势，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时，应该汲取历史经验，不能丢弃自己的军事文化之根。

有同志曾问，打非接触精确战，孙子谋略的作用是什么？我说，孙子谋略不可能提高导弹的精确度，这一点必须承认。但孙子谋略可以帮助指挥员提高作战指导思想的正确性。战争不只是个打得准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打得对；不只要追求军事效益，更要讲政治效益。那种赢得了战役失去了战略，赢得了战争失去了政治的教训，是战争指导者应当汲取的。非接触精确战，并非是不讲战略战术的作战，并非可以不要谋略的作战。精确性不可少，这是技术问题；正确性更重要，这是战略战术问题、是谋略问题。

春秋时期的惠子和庄子，是一对经常吵嘴的好朋友。有一次，惠子讥讽庄子说，你的学问太大了，大得象个大葫芦，以至既不能用来炒菜吃，也不能锯开作瓢用。大得象个大椿树，致使木匠无法把它伐倒做家俱用。庄子说，我的学问本来就不是用来炒菜吃的，也不是用来当瓢用的。我的学问足用来作舟船，帮助人们渡江河湖海用的。我的学问也不是供木匠用来做家具的，是供后人乘凉用的。

如何评价孙子谋略在今天的价值，庄子和惠子的对话，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