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万里先生堪称20世纪中国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楷模，20世纪中国水利史的一道亮光。先生逝去已三年了，2004年7月，黄万里先生的传记《长河孤旅——黄万里九十年人生沧桑》在硕良文化公司和长江文艺出版社努力下面世后，引起了各方关注，国内各大媒体均以不同的方式进行了评介。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在当前的中国社会，人们对黄万里这样德行高尚的知识分子从心里是景仰的。

在黄万里事迹中， 最令人感动的是作为知识分子，黄万里一生始终关心着国家和民众的公共利益，在关系人民和国家的重大问题上始终说真话，从不为个人得失而违背科学良知。特别是在上世纪50年代后，知识界整体在政治高压下噤若寒蝉，在苏联专家的治黄规划和三门峡工程的讨论中，集体附和“圣人出、黄河清”，唯有黄万里不昧学术良知，为了人民和国家的利益，独自坚持真理，的确是有一根坚硬的脊梁。他用这根脊梁挑起对人民和国家的责任。想一想后来在中央全会上对彭德怀的批判，文革中对刘少奇的开除出党，黄万里先生可以说做到了仰俯无愧天地！1990年代后，在利益诱惑下知识界许多人失去敬业精神，急功近利，放弃了职业的社会责任时，黄万里先生为公共利益坚持真理和敬业的品格，就更显得高大。黄先生故去后，了解黄先生的人有一种“先生一去，大树飘零”的愁伤，曾有人撰文说，黄万里先生去世后，从此中国水利界就失去了一种反对声音。实际上表达的就是这种情绪。《长河孤旅》出版后，《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采访关于黄先生事迹时，最后用丁东先生的话“最后的学术贵族”来做的题目，从一定意义上说，也是表达的这种意思。如果中国向一个诚实守信的社会发展，黄万里先生的精神，在中国不但应薪火相传，而且须广泛普及。

讲真话也须有与之相配套的社会环境，在采访和搜集过程中，我看到在1957年黄先生的水利系同事和学生，为了替他辩护也被打成右派，受了许多苦难。如胡家博、李亚莉、党治国等不少人。他们为了人的诚实和正义的美德，讲真话，付出了极高的人生代价。许多年来，为讲真话，许多人付出了极高的人生代价。于是为了避祸，人们开始说假话，甚至，说假话的人很吃得开。这样我们的许多人就在内心的认识是一回事，公开场合说的又是一回事的双重人格中生活。最后假话讲得大家都麻木了，如此，我们希望中国出现的美好未来能有保证吗？因此，营造讲真话的政治氛围是很重要的。

这些年，中国社会某种程度上出现严重的敬业危机，各行各业都浸泡于“好处文化”中，利用职业权责不择手段地大捞好处。但仍有许多人对黄先生这样的人非常尊敬，包括清华水利系的许多同仁，如水利系的任裕民、杨美卿、杨铁笙，他教过的学生王三一等。还有许多素不相识，但知道黄万里的人，都对黄先生的风骨表示钦佩，华中科技大的张承甫和鲍慧荪两位老人，还写了《讲真话中国不会灭亡》的文章和诗。这说明，在经历了20世纪的无数次战争、革命、运动、苦难、政治冲撞和社会转轨之后，还有许多普普通通的中国人仍然以真善美为衡量人与事的价值尺度。

黄先生身上体现的知识分子有良知和坚持真理的勇气，确实难能可贵。知识分子关心公共利益，是中国读书人的传统，即“士志於道”。在“学而优则仕”的传统中国这也是做官的人应守的传统。坚持真理和讲真话，是人类文明得以不断成长的重要原因，诚实互信也是一个社会的最贵重的社会资本。从人类文明一开始，所有的文明都要求人们，诚实，守信，讲真话。这是一个普通人和一个科学家、一个官员都应该坚守的原则。社会也应该为人们坚持这种精神提供基本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