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对西方文化有所了解的人都或多或少地了解法国著名哲学家、文学家、社会活动家萨特。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曾经出现过“萨特热”。其实，人们了解较多的是作为存在主义主要代表人物的萨特，殊不知萨特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中还是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的集大成者。在萨特的《辩证理性批判》（1960）中，人们可以看到力图实现存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融合的萨特式的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

1、关于马克思主义是不可超越的，但需要存在主义人学“补充”的观点

萨特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是我们时代不可超越的哲学，它的生命力不是已经枯竭了，它还正年轻；而存在主义只是寄生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上面的思想体系，它只生活在知识的边缘。他指出，马克思立足于实践来研究人，既肯定人的特殊性，又将具体的人放在客观现实中进行研究。但是，当代马克思主义者将人吞没在抽象概念里，造成了“人学空场”，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了一种“非人的人学”；相反，存在主义在凡是人所在的地方到处去寻找人。因此，要想保持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就必须用存在主义对马克思主义进行“补充”，把人恢复到马克思主义之中，把马克思主义变成“历史人学”。

事实上，萨特强调马克思主义不可超越性并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是他认为当代马克思主义出现了“人学空场”， 需要存在主义人学的“补充”；并进而将马克思主义归结为“历史人学”或“人学辩证法”。这种看法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方面，但总体上是片面的。

2、关于马克思主义作为“历史人学”，实质上就是“人学辩证法”的观点

在萨特看来，当代马克思主义者之所以变成了一种“非人的人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将历史辩证法强加给自然界。他认为：自然辩证法脱离个人实践到个人之外去寻找辩证法，就把辩证法变成了“形而上学教条”，变成了“神秘的法则”；辩证法只能是“人学辩证法”，或者说，马克思主义只能是一种“历史人学”或“人学辩证法”，而不是自然辩证法或辩证唯物主义。

萨特认为，所谓“人学辩证法”，就是一种来源于个人实践，以社会总体性运动为内容，并以社会总体性的可理解性为目标的辩证法。

第一，从基础看，“人学辩证法”只能来源于个人实践。萨特指出，如果人们不想把辩证法重新变成一种形而上学教条和神秘法则，那么它只能来自具体的个人实践，而不是来自什么超个人的集合体；反之，如果人们不愿意在个人实践中寻找辩证运动，那么就应当抛弃辩证法或者把它看作历史的永恒规律。简言之，辩证法只能是个人实践的辩证法，它的对象只能是特殊偶然性。在这里，萨特强调辩证法只能建立在个人实践基础之上，认为实践本质上是个人的活动。

第二，从内容看，“人学辩证法”就是社会总体性运动。萨特指出，如果辩证法存在的话，那就只能是在个人实践基础之上所形成的社会总体性活动。在这个过程中，匮乏与需要使实践成为一种历史性活动。他认为，匮乏既是偶然的又是普遍的。在匮乏条件下，异化就成为人类实践的先验可能性和现实必然性。作为生物有机体的个人，为了生存就必须发挥自己的种种机能，投入外部物质世界，但外部物质世界存在着偶然而又普遍的匮乏，不能满足有机体的需要。于是，个人为了自己的需要，就得把自己的身体工具化，作用于外部物质世界，即个人实践赋予物质存在以意义，使之适应人的需要，从而使外部世界人化；同时，物质存在又要求个人世界化。个人实践本来是完全不受必然性制约的，但是，随着外在性的内在化和内在性的外在化，人就失去了自由。这样，不仅人与物的关系出现了异化，而且人与他人的关系也出现了异化。

第三，从目标看，“人学辩证法”只有在社会总体性活动中才能获得理解。萨特认为，如果把辩证法限制在社会历史领域，辩证法就具有可理解性。否则，这一可理解性就消失了。所谓“可理解性”，就是自明性、明晰性、易懂性。对于马克思来说，正是社会总体性这个观念，使得人类现实发展的每一个辩证环节成为可理解的。反之，只限于列举辩证法的规律，那么辩证法的可理解性就是不可能的。因此，人们只有立足于社会总体性，才能完全理解辩证法的每条规律。

3、“人学辩证法”就是关于实践总体的理论

在萨特看来，实践总体有两种基本类型：一是群集，二是群体。不论群集还是群体，都建立在个人实践基础之上，个人实践是它们共同的基础。群集为群体的形成提供了前提条件，群体超越并保存了群集。但是，二者之间有着重要差别。在“群集”中，许多个人虽然集合起来初步形成集体，但却还是散漫的乌合之众。在这里，人与人之间没有共同的利益，因而没有共同的实践。所谓集体实践不外是许多单个人实践的总和。这里的社会关系被原子化和片断化，个人总是被孤立分隔开来，个人被自己创造的客体所支配，他在社会活动中能表现出来的，是个人软弱无力、异化的领域。当然，尽管这种异化是弥漫一切的，但并不是绝对的。在群集中失去自由的个人，为了反抗惰性实践的支配，便结合起来产生共同实践，形成群体。群体有四种形态：融合群体；誓言群体；组织群体；制度群体。群体的制度官僚化发展到极点就是“官僚国家”。这样，群体就逐渐滑回群集，异化重新产生。

萨特把“人学辩证法”视为关于实践总体的理论，有些牵强附会；但他对实践总体、群集与群体关系的论述值得进一步探讨。

总之，萨特试图在存在主义立场上改造、补充、重建马克思主义，他的许多观点并不正确。但是，他对当代马克思主义者教条主义的批判是中肯的，对历史辩证法的强调、对主体性的张扬、以及对异化问题的重视，也有一定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