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国内学者开始对各国政党的发展变化进行比较研究，并且试图探讨政党执政的一般规律。学者的这种努力无疑是有重大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的。许多学者注重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来阐释和分析政党转型的依据和重要性，对于国外关于政党变革与转型的学术成果介绍的特别少。实际上，西方许多学者不仅对西方各国的政党的变化和转型研究特别多，而且对于一般的政党变革还发展出一些一般理论和学术分析框架，对于我们认识世界各国政党发展变化有深刻的借鉴意义。

政党理论研究的一个分支

从现代政党雏形英国的辉格党和托利党开始，政党组织不仅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出现，政党组织形态也不断发生变革。卡尔·弗里德里克通过考察发现，政党发展是政治生活中最充满生气的领域，从来没有静止形态，没有终极的模式，它们朝着这个或那个方向不断地变化，永远也不会回到起点。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政党的组织结构、意识形态、选民基础或者阶级基础都跟以前大不一样，一些成立很早的老党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一些新党不断出现；一些国家刚刚步入多党竞争的时代，学者们却已经开始辩论政党衰落的话题。

尽管大多数政党学者一般都首先引用奥斯特罗果尔斯基（M. Ostrogorski）(1902)和米歇尔斯（Robert Michels）(1915)的经典著作，萨托利（Sartori）认为马克斯·韦伯才是政党组织研究现代传统的奠基人。在政党理论研究之中，政党变革与转型研究是其中重要的一个分支。然而，关于政党变革的大部分研究——以沃林奈次（Wolinetz 1988）、梅尔（Mair1989）、梅尔和史密斯(Mair；Smith1990)等人的著作为代表——关心的则是政党体制的变革，关于政党个体的变革一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笔者在查阅西方政党研究文献中，发现许多政党变革理论都是穿插在研究政党体制变革理论的文献中，毫无疑问，政党变革与政党体制变革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梅尔认为政党变革要比政党体制变革更难于界定。政党体制包括构成体制的各个政党及其互动关系，一种政党体制转型为另一种政党体制比较容易判断。但是，政党本身是否变革或者转型往往缺乏度量的标准。很难说政党的某个方面或特征发生了变化就简单地说政党发生了变革。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政党变革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出现了不少新的研究成果。理查德·卡茨（Richard Katz）和皮得·梅尔（Peter Mair）在关于卡特尔型政党的出现与新的政党转型研究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罗伯特·哈莫尔（Rober Harmel）、詹尼斯·琼达（Kenneth Janda）、亚历山大·坦恩（Alexander Tan）深入研究了政党变化的内在原因与途径，罗伯特·哈莫尔对各种政党变革理论进行了系统地梳理，并提出了自己的理论。

政党变革的三种分析路径

罗伯特·哈莫尔对政党组织变革文献分为三种分析路径，一种分析路径将政党变革解释成政党功能的成长和成熟的过程，另一种认为政党变革是对环境变化趋势的适应性反应，还有一种认为是对突变性环境刺激抑或内在因素的结合的反应。第一种是一般所谓的“生命周期”分析路径，其最佳代表作是米歇尔斯（Michels 1911）的经典著作；第二种是所谓“系统层面趋势”分析路径，包括这些人的著作：迪维尔热（Duverger1951）、基希海默尔（Kirchheimer1966）、帕里比昂科（Panebianco1988）、以及卡茨和梅尔（Katz;Mair1995）；第三种是“突变”分析路径，反映了最近的政党变革著作中十分重要的部分，例如，威尔逊（Wilson1980;1994），阿尔宾逊（Albinsson1986），贝勒（Bille1997），穆勒尔（Muller1997），哈莫尔和琼达（Harmel;janda1994），哈莫尔（Harmel1995）等人的著作。

1．生命周期分析路径

米歇尔斯（1911）提出了现在已经臭名昭著的“寡头铁律”，认为任何一个成立时没有高度集权的政党都会最终形成一个越来越集权的结构，呈现更明显的寡头集权趋势。这种转型体现在由群众运动形成的大众型政党身上尤为明显，这些政党最初强调通过大众实行民主控制。指导运动的群众的不稳定性不可避免地导致产生专业化的、非代表性的、相对不变的领导小集团，群众运动最终由这些人控制，他们更关心的是组织的生存和他们在其中的地位，而不是政党成立之初所追求的公共目标。这条“铁律”如此普遍地起作用，没有一个最初追求民主的政党能够避免这个寡头趋势而成长和成熟起来。

除了米歇尔斯以生命周期的理论来解释政党变革以外，斯坦（Stein1973）发现组织领导人在群众运动初期到组织阶段，然后到制度化阶段过程中所起作用的变化，在这个过程中，运动演变为真正的政党。与此相似，哈莫尔和斯瓦桑德（Svasand1993）论证了政党由形成认同到组织化，最后到稳定化不同阶段中领导人作用有着明显区别。

2．系统层面趋势分析路径

系统层面趋势分析是西方政党变革与转型理论中最重要的一个流派，其影响最广，从某个角度来说，系统分析提出了政党变革与转型的理论范式，理论范式的转化连接着相应的政党转型过程。

3．突变分析路径

政党变革并非全部是全面转型，一些学者关注政党某个方面的变革，外部环境或内部环境的剧变可能导致政党的突变。其他分析路径可以发现一些模式化的变革案例，但是突变分析路径常常表现为非连续性的变化，这些变革的发生看起来有些“随机”或“偶然”。

帕里比安科（1988)将这方面的理论归纳为三种基本问题。第一个问题关于政党变革是“演进的（evolutionary）”还是“发展的”(developmental)，在这个问题上，帕里比安科认为罗伯特·米歇尔斯（1962)的理论是演进的。演进的观点认为政党变革是由自然趋势决定的，组织从一个阶段发展到另一个阶段，所有政治组织都要经历同样的阶段。帕里比安科把自己归为发展的观点，认为“组织变化是组织行为者之间联盟关系变化的结果，不是组织发展的必然结果。在这种视角中组织变化没有必然遵循的路径。”(1988)

第二个问题是政党变革是有目的的还是无目的。有目的论与管理理论联系在一起，“把变化看作精心选择的结果”，而非目的论认为“功能紊乱；只有在情况特别严重的时候，出现严峻的组织危机的时候，才导致变化”。用帕里比安科的话说，这两种观点分别“对应的是‘理性’模型和‘自然系统’模型”。他的结论是，“这两个学派都不完全错。组织变化是两类选择的结果，而且原因在于行为者的有限理性，组织压力的多样性以及不可预测的结果”。

第三个问题是变化的根源是外生的还是内生的。外生性根源论认为政党变革是外部环境变化诱发的，内生性根源论认为政党变革的主要原因是“组织内部权力分配的变化”。

在罗伯特·哈莫尔和肯尼斯·琼达看来，组织变化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外部刺激（环境的和技术的）和内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后者（甚至包括代际变化）削弱着权力结构。

罗伯特·哈莫尔和肯尼斯·琼达认为，前两个问题最好被视为解决的是变化的主要前提，而且他们同意帕里比安科在这两个问题上的取舍。第三个问题，可能是最重要的理论核心问题：组织变化主要是环境变化和相关决定的结果，还是内部变化和相关决定的结果，或者是前两者的共同结果。

大量的经验研究提供了有关突变方式的研究结果，威尔逊（1980；1994）首先研究了法国政党的变化，然后分析了英国、德国和西班牙的社会民主党。他得出结论，认为某种外部因素——尤其是竞争环境和影响环境的因素的变化——为政党变革开辟了道路，但是政党领导人和改革家是政党变革能否发生的关键干预性变量。 阿尔宾逊（1986）的研究与此相似。琼达的“绩效理论”发现选举失利并不能构成变革的必要或者充分条件，还必须结合考察组织行动者的因素。无论是环境的还是内部的冲击都可能产生重要的变革刺激，但是决定突变最终会否发生还取决于政党的行动者是否允许或促成它们这样。

以上三种分析路径看起来好像是“相互竞争性解释”，它们之间确实存在着区别，如下表所示，但是哈莫尔认为，如果把它们看成是相互补充性解释的分析框架的一部分将更加正确和有意义，构建更完整的政党变革理论以及在现有的“理论岛屿”之间架起适当的桥梁将是未来研究的重要议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