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形势下解决好“三农”问题，离不开金融的支持。就农村金融而言，目前基层面临的基本情况是，农业效益低，农民贷款难，农村金融服务缺位。这三者之间互为关联，直接或间接导致了农村金融边缘化。这种边缘化的主要表现形式有：

一、 县域及农村银行营业网点急剧减少。银行大幅度撤消或合并县级及以下营业机构和网点，将经营重心转向大城市、大行业、大企业、大客户、大项目（简称“五大”）。此举带来的积极作用是国有商业银行收缩了营业战线，减轻了人员负担，降低了经营成本，增强了赢利能力，但负面效应就是导致县域及农村金融服务缺位，直接加速了农村金融边缘化。

二、 农村资金外流严重。幸存下来的县及以下营业机构网点因防范新的贷款风险的需要，普遍被剥夺了贷款决定权，变相成为单纯的吸存窗口。以贵州湄潭县某国有独资银行为例，2003年底存款余额2.6亿元，贷款余额仅为0.5亿元，存贷比严重失调；县邮政储蓄由于职能所限只存不贷，其存款余额为1.6亿元,约占全县存款余额的15%。全省邮政储蓄存款余额近三年来年均增幅超过20%，高于全省存款余额增幅三个百分点。这些直接造成县域及农村资金严重外流，农村金融严重失血。

三、 农信社独木难支。以贵州省为例，截止2004年一季度，农信社存款余额全省占比9.39%,贷款余额全省占比8.85%(其中农业贷款占比78%),支持农户数378万户，约占全省农户总数的50%。不良贷款率近24%，资本充足率经过阶段性增资扩股刚由负值转正至1.9%，这两项衡量一个金融机构运行状况和实力水平的主要指标与监管要求和健康标准还相差甚远。尽管农信社存贷比已经高达85%，但市场份额过低、历史包袱过重、发展后劲不足的弱势短时期内不可能得到根本改观。更为令人担忧的是，全国范围内部分农信社改革改制过程中已逐步表现出“离乡入城”，即不愿为农民客户服务的纯商业化倾向。

四、 农业发展银行作用萎缩，农业银行“移情别恋”。十年前成立农业发展银行的初衷是国家用专项贷款对粮、棉、油等农业战略性物资实施垄断性收购以保护农民利益，但在棉花、油料及部分粮食作物已经市场化收购后农业发展银行的原有职能并没有做出相应调整。农业发展银行支持农业、帮助农民、振兴农村的政策性金融作用不但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反而逐步萎缩了。原以支持农业发展为主的国有专业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也开始了脱胎换骨式的改革，从总行到各省及以下分支行信贷政策迅速转向支持“五大”，贷款余额中支农份额急剧下降。

什么原因造成了当前的农村金融边缘化？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撤离农村市场。国有银行商业化改革的根本目的就是提高资金使用安全性，追求利润最大化。因此国有商业银行撤消长期亏损以及预计较长时期内效益低下的分支机构皆因利益驱动，无可厚非。在中国经济已经融入全球经济的大形势下，国有商业银行的这种改革是不可逆转的。现阶段股份制商业银行、地方城市商业银行更不可能进军农村金融市场。所以问题就转换为国有商业银行撤出后的低端市场谁来进入、谁来培育。

第二、传统农业属于弱势产业，农民属于弱势群体，不被银行青睐。相对于工业类项目而言，农业项目获利周期长、利润率低、抵御风险能力差，对自然灾害如干旱、雨涝、霜冻、病虫害等难以有效预知和防范。如笔者在调研中看到的茶叶、烟草、辣椒、油菜子、优质水稻等农作物生产及销售周期均以年计。农民小额贷款主要用来购买种子、化肥、地膜、农药、种畜等。而且，小额农户贷款业务笔数多、单笔贷款数额小（几百至几千元）、农户居住分散，情况复杂，管理起来战线长、难度大、成本高，不符合商业银行经营改革的方向和要求。

第三、长期以来，由于各级政府或多或少存在的不当行政干预（如干部人事安排、强制贷款或担保等），支农金融部门的内控制度不严、经营管理不善（人情贷款、决策失误、贪污受贿等），国家及地方支农政策难以落实或体制改革不够配套（扶贫贷款被挪作他用,违规非法占用耕地,化肥、种子、农机具等价格的大起大落）等人为和客观因素造成农村信用环境薄弱，“三农”贷款中不良贷款比例过高，农村金融机构亏损面大，有的甚至严重亏损、入不敷出。贷款难收回，造成金融机构惜贷；金融机构惜贷加剧了农民贷款难。如此恶性循环，积重难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