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学术思想与人物》

现代学术发端于变局纷杂的晚清，历经乱世，跌宕崎岖，劫尽变穷，将知识分子置于选择的尴尬之中。无论是对传统的反省检讨还是对西方文化的打量揣摩，还是对中西文化优劣的比较拷问，都贯穿着忧患和痛楚。刘梦溪的《学术思想与人物》一书描述了陈寅恪、王国维等近代学人在修护文化传统、重构学术秩序、彰显现代精神上所作出的努力。

他们敏感地意识到独立地位的缺失和自由精神的稀薄对学术发达的阻障。媚权、媚俗成为诸多学术人物绕不开的性格陷阱。功利与学术并非先天不相容，但是，一个人一旦涉足功利事务就未免心浮气躁，鬼迷心窍，从而动摇了学术信仰。这里面便出现了一个悖论，做学问不仅需要一个宽松自由的环境，而且也需要一定的经济支持，如果连生计都不保，何以谈学问？王国维在经济上不得不依赖于罗振玉的资助，物质上的依傍反而会加深精神的痛苦。陈寅恪对自由意志和独立精神的推崇本身就富有悲剧意味。“不自由，毋宁死”式的决绝姿态是那些把学问当成谋生工具的庸常之辈所难以企及的。在陈寅恪看来，在不自由的境遇中做学问，是对学术本质的一种践踏。学术不仅是知识的生产场，而且也是灵魂的居所。对知识分子进行驯化和喝令，无疑是对学术人格的一种施暴和对学术自由的剥夺。学术自由不仅是一种内在的、精神的自由，而且也是一种拒绝的自由、不参与的自由抑或沉默的自由。这并不是意味着学问中人非要疏离时代，非要抛弃生活世界不可。学人的清醒不是挂在口头那种，而是冷眼相看或笑而不答，总之，是不张扬的。像王国维那样，“于当世之人，不加臧否。唯与学术有关者，即就其学术本身，略加评骘。”

学术秩序和尊严来自学术内部，来自对功利社会的超离，也来自对残缺现实的批判，而这种精神品格不是通过知识生产的技术性操作完成的，而是凝化为一种倔强的性格和正直的人格。陈寅恪从性格意志的层面追问王国维之死，终于悟出：“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在学术乌托邦里独往来的学人，先天具有一种理想主义冲动，这是由其悲剧性格所驱使的。在他们看来，呼应知识和学术的召唤，发出真理的声音，比保全生命还重要。晚年的陈寅恪有言：“早悟有身原大患，不知留命为谁来。”学人的生命终止于非学术的外部斗争上，这无疑是一个残酷的结局。现代学人与政治的纠缠，是不可避免的，生逢乱世，权力频频变动，不能不触及那个时代的学术神经，所以，无论是中西之争还是保守与现代之争，都或多或少打着权力欲求的烙印，不管学术的初衷如何，但最终还是要汇入时代的局限中来。当然，也有“违千夫之诺诺，作义士之谔谔”的精神叛徒出现，却往往被扼杀于学术规则之外，而一些幸存者则不得不将学问的智慧转化为生存的智慧，用平庸的面孔来掩饰才情，最终将锐气一点点耗尽，从而将“决不从时俗为转移”的信念抛在脑后。

被称为“教授中的教授”的陈寅恪于晚年在强力政治的压迫下，演绎着一个文弱书生所无法超越的悲剧。在一个“吾侪今朝皆苟活”的时代，“天赋迂腐自圣狂，读书不肯为人忙”的宣示无疑是一种颇具分量的精神反抗。因为自认迂腐所以免却了媚世的烦恼，因为胸中磊磊所以狂得潇洒，狂得自在。学术的独立性虽然与时代环境密切相关，但是，自由毕竟不是一种恩赐，也不是个人的一种想象，而是一种价值选择，一种自在的语言方式。陈寅恪独立性来自他极具个性的学术态度和方法。在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冲突面前，他能够做到“中西体用资循诱”，通过吸收改造融化汇合为完整一体的学术体系；在学术资源的考究、挖掘和创新上，陈寅恪以“了解之同情”探求“数千年之陈言旧说”的精髓；在难以自由表达的语境中，他探河穷源，精心释证，著成《柳如是别传》来表达更深一层的关切与寄托，所谓“痛哭古人，留赠来者”。陈寅恪用埋头学术的方式完成了对世道人心的关怀与追问。

学术信仰只有植根于厚实的学问土壤中，才能够真正生发出力量。倘若没有宏博的知识，会通的智慧，内省躬行的功夫，不仅无法谙透学问真谛，而且也难以生发出性情和气质的光彩。而近年来报刊上的一些关于学人为人为学的随笔文字，对学人的放荡性格和怪异举止极尽夸张之能事，对其“通古今之变”的学术努力则轻描淡写，仿佛那种特立独行、那份超凡脱俗完全是突兀而来，毫无来由，无所凭藉。大学里居然也有些个半吊子学者东施效颦，象逛八大胡同的陈独秀那样无羁，象迷恋女生的吴宓那样处处留情，成为道德文章俱不堪言的模仿者。学术大师是不可复制的。虽然其学问、人格和人生道路的选择都存乎这样那样的缺陷，但是，其中却贯穿着一种内在逻辑，无法割裂开来。这种文化气象是厚重的传统文化熏陶的产物。

（《学术思想与人物》，刘梦溪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1月第1版，定价：26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