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滋病防治是关系到我中华民族素质和国家兴亡的大事，各级党政领导需要提高认识，动员全社会，从教育入手，立足预防，坚决遏制其蔓延势头。

—— 国家主席 胡锦涛

必须充分认识到，预防和控制艾滋病，关系到中华民族素质和国家兴亡。做好艾滋病防治工作，是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执政为民的具体体现；是坚持以人为本，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也是中国政府对国际社会和人类生存发展负责任的具体体现。

——国务院总理 温家宝

1981年人类发现艾滋病病毒（HIV）以来，已有数千万人死于艾滋病（AIDS）。至2003年底，存活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达4000余万，2003年新感染者500万，因之死亡300万，达到历史最高峰。艾滋病传播的形势非常严峻。

2004年7月11—16日，第十五届国际艾滋病大会在泰国曼谷举行。约一万七千名来自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组织机构和个人代表出席了大会。这是在发展中国家举办的历史上规模最大、参会人数最多、内容最为丰富的世界艾滋病大会，是人类与艾滋病抗争20余年来取得成绩的大展示、失败经验的大总结，也确定和展望了未来的工作重点。

这次大会，凸显了亚洲在全球艾滋病防治全局中的重要地位，也警示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诸国家面临的威胁。

中国“抗艾”史上里程碑

中国发现第一例艾滋病病人至今已20年。2003年底，存活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估计有84万人，包括8万例左右的艾滋病病人。目前中国艾滋病流行的形势极为严峻。艾滋病流行波及范围广，疫情上升趋势明显；面临艾滋病发病死亡高峰；疫情从高危人群向一般人群传播，艾滋病流行的危险因素广泛存在。如果艾滋病流行得不到有效控制，将给个人和社会带来严重的后果，成为威胁国家安全、民族兴衰、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

2004年7月9日，国际艾滋病大会召开前夕，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发表题为“全社会共同努力有效预防和控制艾滋病”的书面讲话，他开宗明义道：“艾滋病是世界性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和社会问题。世界艾滋病大会即将在泰国召开，表明国际社会对艾滋病流行和防治的高度重视。我国是发展中大国，有责任、有义务为亚洲和全球防治艾滋病做出自己的贡献。”中国政府首脑为一个国际会议作专题讲话，这在中国并不多见。实际上，这只是2003年下半以来，中国政府公共卫生策略历史性改变的一个组成部分。

2003年以来，中国政府对艾滋病防治工作给予了高度重视。2003年12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副总理吴仪到地坛医院看望艾滋病患者。2004年初温家宝总理到武汉视察时，专门接见为艾滋病防治做出特殊贡献的桂希恩大夫。2004年2月，成立国家防治艾滋病工作委员会。3月，国务院下发《关于切实加强艾滋病防治工作的通知》。4月，国务院又召开了全国艾滋病防治工作会议，做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和部署。对于一种疾病的控制，中央政府的重视是前所未有的。这一系列对艾滋病防治的战略决策，成为了中国抗击艾滋病历史上的里程碑。国际问题专家认为：中国政府对艾滋病问题的态度，“出现了出人意料的历史性转变。”

1.政策的重大转变和突破。

五个承诺。2003年9月，卫生部常务副部长高强在联合国艾滋病特别大会上发表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向世界做出对艾滋病及相关问题的“五个承诺”：(1)增强政府的责任；(2)对经济困难的艾滋病患者提供治疗药物；(3)完善法律和法规，加强对危险行为的干预措施；(4)保护HIV/AIDS感染者和患者的合法权益，反对社会歧视；(5)积极开展国际合作。

四免一关怀。2003年12月1日（世界艾滋病日），温家宝总理视察地坛医院并与艾滋病患者亲切握手座谈。温总理在讲话中强调，中国政府将实行“四免一关怀”的政策，即：(1)免费抗艾滋病病毒治疗；(2)免费匿名自愿检测；(3)免费实施母婴阻断；(4)艾滋病患者的孤儿免费上学。将生活困难的艾滋病病人纳入政府救助范围，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必要的生活救济。积极扶持有生产能力的艾滋病病人开展生产活动，增加收入。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评论温总理的“握手”：“中国领导人这一史无前例的露面引起广泛地关注”。

2.机构提升，国家级的工作委员会成立。

2004年2月，国务院决定成立防治艾滋病工作委员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吴仪任主任，中央国家机关23个部门、单位和7个省、自治区有关负责同志为成员。这是对原来“国务院防治艾滋病性病协调会议制度”的提升。协调会议制度建立于1996年，至2003年，只召开过4次由卫生部司局级官员主持的会议。新成立的国家级的“工作委员会”的办公地点目前设在卫生部王陇德副部长的办公室。这一机构的成立，将强化对艾滋病防治工作的领导。

3.经费投入大幅提高。

自2001年起，中央财政艾滋病防治专项经费由原来的每年1500万增加到1亿；2002年为1.2亿；2003年为3.9亿，今年中央财政投入的计划是4.7亿。地方各级政府的投入也有了大幅度增加。

4.高层领导的重视和承诺。

“非典”危机中，副总理吴仪被任命为卫生部长。这一新的人事变动，显现了中国政府公共卫生策略的转变。这样，吴仪副总理在中国的“艾滋战争”中亲自挂帅。2003年12月，吴仪在参与温家宝总理接见艾滋病患者的活动后，于当月访察艾滋病高发地区之一的河南省，接见了有“民间防艾第一人”之称的高耀洁。随后访察湖北，与专家讨论安全套问题。在2004年4月6日召开的全国政府工作会议上，吴仪强调：“我国目前正处于防治艾滋病的关键时期。.……如果防治不力或任其发展，失去这个稍纵即逝的时机，后果将十分严重。如何抓住机遇，切实做好防治工作，是涉及经济发展、社会安定、民族兴亡的大事，是各级政府面临的重大挑战。”

2003年下半年，吴仪副总理在艾滋病高发地区选了河南省的驻马店地区、云南省的德宏市两处，作为自己的工作重点。2004年8月卫生部的高强、王陇德两位副部长分别下到这两个省区蹲点，专抓艾滋病防治工作，直接推动和加快工作进程。

与上述决策相对应，中国政府的高层领导还承诺实施降低伤害的措施，包括提倡使用安全套，对吸毒者提供清洁针具，实行美沙酮维持疗法等。2004年4月召开的全国艾滋病防治工作会议上，吴仪副总理提议开始实行一些有争议的方案，如帮助吸毒成瘾者脱离毒瘾的美沙酮替代疗法。这是中国高层领导第一次公开谈论此类方案。

在湖北、广西等到地开展的100%安全套推广应用试点取得一定经验，试点将由71个增加到200个，这一措施正在向全国推广。2003年在5个省的8个城市开展对吸毒者的美沙酮替代疗法试点工作，2004年将增加1倍。清洁针具交换试点也将由目前的17个增加到50个。

防艾政策四步曲

中国政府下大决心、花大气力遏制艾滋病蔓延的大好局面并不是短时间内形成的。专家认为，政府防治艾滋病的政策选择有几个阶段：

1985—1989年，“拒艾滋病于国门之外”。1985年，中国报告一名国外游客在北京协和医院死于艾滋病，引起社会震动。这一时期为艾滋病的传入期，中国政府控制艾滋病的决策定位于：将艾滋病档在国门之外。具体方法是对出入境人员强制检测，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隔离，对高危行为进行道德评判和法律惩罚。

1989—1994年，被动应战、局部预防。1989年，在西南地区注射吸毒人群中报告成批发现HIV感染者。艾滋病由沿边、沿海城市和地区向内地特殊人群扩散。艾滋病在中国进入扩散期。这一时期政府的政策主要是局部预防。

1995—2000年，主动干预。这一时期，艾滋病从特殊人群向一般人群迅速扩散，进入了高速增长和蔓延期。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报告发现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卖血造成的艾滋病在中部和东部的河南等省爆发流行，同时21个省报告发现注射吸毒者感染HIV。这一阶段，政府的态度逐渐由被动转为主动，相关部门先后出台法律法规，治理艾滋病问题。

2001年至今，全面防治。2001年始，中原一些省份因卖血感染HIV的人群中出现艾滋病发病、死亡人数攀升的局面。全国报告艾滋病病例，2001年比2000年增长206.4%，2002年比2001年增长46.4%。艾滋病潜在的社会影响在局部地区变为现实。针对日益严重的艾滋病流行形势，政府调整了以往的防治策略，由过去单纯性预防干预变成了防治结合、综合治理。

尤其是2003年以来，随着新一届政府顺利渡过“SARS”危机，随着“以人为本、协调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和实践，中国以全面抗击艾滋病的决策，揭开了公共卫生战略的新篇章。

但是，我们也要清醒的看到，中国的“艾滋病战争”仍然面临着：

严峻的挑战

1.数字与危险。

根据中国政府的最新估计，中国现有约84万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其中8万人为艾滋病患者。许多专家认为，这一估计数要低于实际数。因为农村地区资料的搜集不充分，目前数字收集的重点仅涵盖了五类人群：性工作者、吸毒者、性病患者、卡车司机和孕妇。但无论如何，负责这个数字的准确性的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得到世界卫生组织（WHO）、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UNAIDS）和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U.S. CDC）的广泛协助。

正视目前的估计数字，也能看到潜在的巨大危险。截止2003年底，只有62159人接受检测后被确认为艾滋病病毒感染。也就是说，被检测确认的数字只占估计数的7%。其他的占93%的78万感染者和病人，他们是谁？在哪里？政府不知道，卫生部门不知道，甚至可能这些人自己也不知道。这就造成艾滋病病毒进一步传播的极大危险。

据称世界上一般的感染者估计数中，本人知晓的达50%。在美国，估计数的90%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知道自己的状况。我们目前基本上处于“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的状态。依靠目前的检测方法和手段，我们不可能在鉴定足够数量的感染者和患者的基础上了解中国艾滋病的流行规律，以制订有针对性的防治策略，很可能也来不及用科学手段防止艾滋病的大规模暴发！

2.人力及技术欠缺。

对HIV/AIDS患者进行治疗, 是我国《预防与控制艾滋病中长期规划（1998—2010）》中提出的预防与控制HIV/AIDS的重要措施之一。对HIV/AIDS，治疗是切断传染源、阻断再传播的重要环节,也是最有效的预防。第一，现在疫苗的研制仍未成功，尽管目前的治疗效果还不完美，但它能在最大程度上阻断传染源。第二，治疗可以使HIV/AIDS病人的生活质量得以改善，大大地降低了AIDS的死亡率。第三，治疗可以阻断母-婴传播，使HIV感染者的第二代成为健康人群。最后，相关治疗对全中国和全世界的经济发展都有裨益。

但是，人力及技术的欠缺是中国目前治疗实施中首先要面对的障碍。

在中国，2001年低价药物上市，2002年国产药物开始上市，2003年政府在“艾滋病综合防治示范区”对病人实行免费治疗，国内接受治疗的患者逐渐增多，这是件好事。但我们要关注的是，大范围用药后面是否有一支可以指导正规用药的临床医师和实验室检测队伍？地方卫生部门是否有能力对患者进行更广泛的检测，并精确的调控患者对治疗的反应？只接受过中专或以下教育的乡镇、乡村医生能否执行相关的治疗、用药检测任务？患者目前得到的是“治疗”还是“有效的治疗”？

目前，正规治疗中的一部分病人由于副作用难以承受、缺乏相应的咨询服务、缺乏有经验医生的监督和用药指导等原因，出现治疗中断或不连续；而部分病人自购药物服用，不正规使用、单用或错误组合，造成耐药性的迅速发生和病毒变异。这样的发展趋势必将造成滥用抗艾滋病药物、抗药性艾滋病出现的局面，也会造成宝贵资源的浪费。

3.资金缺口。

资金问题是所有发展中国家在遏制艾滋病蔓延的行动中面对的难题，中国也一样。

2001年以来，中央财政艾滋病防治专项经费逐年增加。已由此前的1500万元/年增至4.7亿元/年。此外，国际援助也在增加。全球基金（Global Fund）承诺2004—2005年间赞助中国防治艾滋病资金3200万美元。如果对中国头两年的项目执行满意的话，第三、四、五年间中国还可以得到全球基金6600万美元的资助。一些私人基金会如克林顿基金会、比尔盖茨基金会也考虑在2004—2005年度向中国提供财政和技术援助。

但是，还是缺钱。为什么？中国人口多，底子差。对付艾滋病，要“预防”还要“治疗”，中央政府出台的“四免一关怀”政策的落实，也需要资金的支撑和保障，分摊到全国各个地区及所有人群，这些国内外的资金仅仅是杯水车薪。

“四免一关怀”政策的执行中，目前全国只有127个综合防治示范区中的部分感染者和病人享受到了由政府提供的免费治疗；而其他“免费”项目的落实需要地方政府提供经费支持。例如，安徽省阜阳市2004年3月以来，实行了对感染者、病人每月发放生活补助、免费治疗等生活救助和医疗救治，对受艾滋病影响的儿童免收学费。所有费用均由政府财政承担。但阜阳市是一个不发达地区，财政收入有限，这样的“善政”能支撑多久？目前中国的艾滋病高发地区大多是一些经济不发达甚至贫困的地区，如果中央政府不能通过转移支付或其他方式给地方政府以足够的资金支持，生活救助和医疗救治完全由财政上捉襟见肘的地方政府支付，“免费”政策最终将无法落实兑现。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不能很好的落实政策、遏制艾滋病蔓延，中国将面临失去国际援助的风险。

4.无知与歧视。

世界各国防治艾滋病的经验表明，宣传教育和行为干预等预防工作，是控制艾滋病流行的最有效的策略和手段。艾滋病目前仍无法治愈，预防的疫苗也仍在试验中，宣传教育和行为干预能使大多数人改变行为方式，从根本上避免感染这种“世纪瘟疫”。

目前的问题是：相关知识不普及，宣传教育和行为干预的力度极为有限。国家计生委2000年12月在全国7个县区7053份样本数的一项问卷调查表明，中国普通民众对艾滋病相关知识的了解十分欠缺。在15—49岁、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人群中，26%的人不知道任何艾滋病的传播途径；49.6%的人不知道性途径会传染，65.3%的人不知道血途径会传染，87%的人不知道母婴会传染，83. 1%的人不知道共用注射器吸毒会传染。在艾滋病的高发区上蔡县，82.6%的人不知道“盲目输入血液和血液制品”会感染。

2001—2004年在中央党校对地厅级学员600余份样本数的一项调查显示，中国的中高级领导干部的艾滋病相关知识状况亦不容乐观。被调查的领导干部平均年龄44岁，文化程度71.3%大学，23.3%硕士，5.3%为博士。一方面，相当数量的领导干部对不可能传染的途径心怀恐惧，36.5%的人认为蚊子叮咬会传染，32.1%的人认为使用公共卫生设施会传染，17.9%的认为与艾滋病感染者共餐会传染，15.1%的人认为与艾滋病感染者握手或谈话会传染。另一方面，被调查者对一些可能的传染途径缺乏清晰的认识。37.8%的人不知道补牙、拔牙会导致感染，31.72%的人认为医源感染不可能，16%的人不知道使用血液制品会感染。

一般民众和中高级领导干部对艾滋病问题的普遍无知，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

对感染者及病人的歧视普遍存在。很多人将艾滋病解释为性乱的结果。而由于恐惧，由于道德、信任、爱心的流失，社会大众普遍认为政府应当强制检测和强制隔离HIV/AIDS患者。相当数量的人认为应当限制感染者、病人及家属的工作、学习权利，以保护公众的健康。

2003年在中央党校的调查发现，64.5%的被调查者选择家人被感染时采取隔离措施；60.1%的人选择在下属被感染时“不管他”，10.8%的人选择“公开他的病情，解除他的工作”。相当数量的被调查者主张限制和剥夺感染者病人的工作、生活和上学的权利。

目前与艾滋病防治相关的宣传主要集中在12月1日的“世界艾滋病日”前后。据调查，2003年12月1日，国内有关艾滋病的报道达200多篇，是平时的百余倍。这些宣传的媒体主要覆盖地为城市，而目前艾滋病高发地区的偏僻农村、乡镇很难接触相关信息。生活在城市边缘的农民工也无缘受到教育。

无知与歧视，将助长艾滋病继续快速在中国蔓延。

如何建立预防和控制体系

中央政府防治艾滋病的方针为：建立政府领导、多部门合作、全社会参与的预防控制体系，遏制艾滋病蔓延。

我们具体看一下这个问题的几个层面。

政府领导。这是中国“艾滋病战争”胜利的关键。世界其他国家防治艾滋病的成功经验表明，政府高层领导的重视和政治承诺能保证“防艾”行动的有效性。在中国，政府是社会动员的核心力量，是各种资源的主要掌握、分配者。政府领导这一条落实了，遏制艾滋病蔓延就有了希望。

从政府机构的设置看，中央政府→省级政府→地区（市）政府→县政府→乡镇政府，是一个纵向的逐级的领导关系，上级政府领导下级政府，上下级是政治领导、行政领导和资源配置的关系。从目前看，中央政府对省级政府的“抗艾”动员还是初步的，相应的资源配置也未到位。省级政府中，仅有两个省的行动较为明显：云南省在中央领导的“谈话”后于2004年初毅然颁布“省长令”，计划用5年的时间投资5亿多人民币实施“六大工程”，包括推广安全套、清洁针具发放、美沙酮替代等降低危害的措施；河南省政府在吴仪副总理2003年12月视察后，派干部到艾滋病高发疫区的乡村，帮助农民解决生活生产上的一些实际问题。其他省区的工作力度目前仍让人期待。

中央政府在“非典”事件中采取了“行政问责”制，上至省部级高官，下及处科级官员，失职者无一幸免地丢了乌纱帽。相比之下，目前对“防艾”行动，基本上仍处于“政治动员、政治号召”的态势。

多部门合作。“多部门”即是政府横向领导的相关各部门，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地方医疗机构、公安、工会、青年团、妇联、计生、媒体等。在这一层面上，政府如果能进行有效的组织动员、各部门能统一认识并联合行动，就能实现“合作”。

现在的问题是，各地方政府能否在“防艾”方面对下属各部门实施有效的组织动员？相应的财政支撑和资金支持能否保证？另外，现有的体制和相关法律法规，决定了各部门是“铁路警察、各管一段”，不仅职责是分离而互异的，经济利益也是相对独立的。譬如，媒体受政府领导，但由于政府没有“命令”它作防艾宣传，出于经济效益或其他考虑，它们目前普遍态度不积极，只在每年12月1日前后应景、表态。再譬如：对吸毒者，目前的基本手段是让其戒毒，除自愿戒毒外，主要是由公安部门实行强制戒毒、劳教戒毒和劳改戒毒。接触吸毒人群的是公安部门，其主要职责是逮捕、监禁吸毒者，而预防、保健及降低危害的工作与公安的“戒毒禁吸”任务是冲突的。如果没有政府的统一布置，没有相关法规政策的支撑，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要对吸毒者进行降低危害的相关工作是不可能的。此外，政府在支持降低危害措施过程中也有风险，因为吸毒、性交易等高危行为是主流社会道德排斥的，政府的行为会被认为是对这些高危行为的默许和纵容。

最近几年，在广西凭祥、云南保山等地出现了一些多部门合作的实践，对防止艾滋病蔓延有很好的作用。但这样的个案仍太少。

全社会参与。这一层面包括：各种相关科研机构部门、商业集团、私营企业、社会群团（NGO）、社区、公民个人等。“全社会参与”需要政府充分的作宣传教育、开发动员的工作，还需要政府设置相应的激励机制。目前各社会群团从政府得到的信息、资源和鼓励并不太多，加上中国公民社会的发育不良，参与是极不充分的。有的地方政府仍沿继过去较左的意识形态化的态度，认为非政府组织即是反政府组织，或是不利于政府的组织，不仅不支持鼓励，反而处处设限。

实现政府领导、多部门合作、全社会参与的防艾机制，是中国遏制艾滋病蔓延的关键。但目前来看，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祈盼我们的行动能阻止艾滋病肆虐中国的民族灾难暴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