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研究人文社会科学不了解哈贝马斯，那是很没面子的事情：因为不是由于哈贝马斯影响不够大，而是由于自己需要补课。哈贝马斯思想涉猎范围之广，几乎可以和古代亚里士多德、近代黑格尔相比肩，这样说也许并不为过。

与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一样，德国著名哲学家、社会学家、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代表人物哈贝马斯（1929——）不仅致力于当代资本主义文明危机的揭示，而且力图寻找克服当代资本主义文明危机的途径。哈贝马斯认为，人类社会可以划分为四种形态，除部落社会外，传统社会、自由资本主义社会、晚期资本主义社会都是文明社会。自19世纪末以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两大特征：一是国家为了保障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定性，加强了对经济生活的干预；二是科学与技术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日益密切，科学成为第一生产力，并且成为社会控制新形式。但是，晚期资本主义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相反，还出现了各种危机。如果撇开全球性危机不论，那么，晚期资本主义文明主要存在着四种危机：经济危机、合理性危机、合法化危机、动机危机。

与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不同，哈贝马斯不是通过揭示人与自然关系的破裂来阐发文明危机，而是通过生活世界殖民化的阐述，来揭示晚期资本主义文明危机根源。他认同韦伯的看法，认为社会现代化就是社会合理化；但是，他把社会合理化分为生活世界合理化与系统合理化两个层面，前者是指交往行为合理化，后者是指工具理性行为合理化。他认为，现代文明危机，关键并不在于现代化或合理化本身，而是在于现代化的破碎化、合理性的片面化。即系统与生活世界脱节造成的生活世界殖民化，才是晚期资本主义文明危机的真正原因。

在哈贝马斯那里，系统合理化以生活世界合理化为基础。所谓系统合理化，就是系统分化过程或技术化过程，也就是系统复杂性增长过程。而生活世界包括文化、社会、个性三种结构要素，它既代表一种人们共同接受的价值规范和行为准则，又体现着个人社会化取向；它是主体进行交往行为的背景预设，是交往行为主体相互理解的信息储存库；是客观世界、主观世界、社会世界成为可能的前提条件，他强调生活世界是通过话语相互理解的主体间性共同建构的世界。因此，生活世界合理化是指文化、社会和个性这三种结构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界限变得越来越清晰，它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指生活世界结构要素的区分；二是指生活世界在形式和内容上的分离；三是指生活世界在符号意义层面上再生产过程反思性增强。哈贝马斯认为，在晚期资本主义文明中，由于系统合理化的增长，系统侵蚀并控制了生活世界，出现了系统与生活世界的脱节，导致了生活世界殖民化。而所谓生活世界殖民化，就是指作为现代文明系统的市场经济体制和官僚政治体制，借助于金钱和权力这两个媒介侵蚀原本属于非市场和非商品化的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从而用金钱和权力控制了生活世界，导致生活世界意义和价值的丧失；同时，现代文明放逐了早期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公正这些理想，使文化世界变得荒芜，最终导致了文明危机。既然晚期资本主义文明危机根源在于生活世界殖民化，那么摆脱文明危机、拯救现代文明的途径，也就在于克服生活世界殖民化。

他指出，自从文明史开端以来，合理性问题已经成为西方文明的一个难题。为了解决社会合理化这个难题，就需要制定出一个交往行为理论。为此，哈贝马斯在划分了四种言语行为的基础上，又划分了四种社会行为：目的性行为、规范调节行为、戏剧性行为、交往行为，认为它们具有不同的中心概念，对应于不同的世界，具有不同的有效性要求，有不同的价值取向。他强调，交往行为的三大有效性要求，是交往合理性得以重建的前提条件。哈贝马斯认为，自柏拉图以来，理性主义支配了西方哲学并极大地影响了西方文明，但理性的片面发展导致了工具理性过分膨胀，由此出现了现代化的片面化。因而，要想克服工具理性的膨胀带来的负面效应，克服工业文明危机，拯救现代文明，关键就在于要重建交往合理性——用价值理性来平衡工具理性。他说，工具理性是被功利主义原则浸染了的理性，它把是否能为人们带来利益看作唯一标准，为了获取利益，它可以无视伦理道德的要求；而交往合理性以语言行为为基础，以交往过程中的相互理解和相互协调为基本机制，以达到交往共同体各主体之间共同认可的合理目标为目的。因此，交往合理性本质上是对话性的。在晚期资本主义文明中，虽然存在着大量交往，但这些交往常常处于不合理状态。因此，只有重建交往合理性，重新平衡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关系，实现交往行为合理化，并重新协调生活世界合理化与系统合理化的关系，才能实现社会合理化。而实现社会合理化的关键，就在于通过行为主体之间没有任何强制性的诚实对话，才能相互理解，达成共识和协调一致，实现交往行为合理化。

总之，哈贝马斯坚持了早期法兰克福学派对工业文明批判的立场，但是弱化了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的激进批判态度；而其交往行为合理性理论，以晚期资本主义文明批判为重心，以实现社会合理化为目标，开辟了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新视野。但是，他对于交往行为合理性的重建，并没有为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提供规范性基础，也没有真正找到克服生活世界殖民化的途径；实现社会合理化，建构交往共同体的理想也未必能够实现。然而，他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对当代人生存状态的关注，对现代文明的反思和对现代性的捍卫，以及对未来文明的信心和憧憬，都是值得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