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胡皓和楼惠心的《自组织理论与社会发展研究》一书可以发现，该书对科学发展观从它的科学基础、内在逻辑到它的应用，作了比较系统的阐述。

这本书的出版与党的科学发展观的正式面世并非一种纯粹偶然的巧合，作者在深入思考时发现，对人与社会发展问题，康德与黑格尔等古典哲学大师们早已作过深刻的论述，马克思更创立了唯物史观；也就是说，在哲学思辨的层面上，社会发展问题原则上已经解决。作者认为，今天有必要超越上述那些哲学社会科学的限制，从以现代物理学为基石的现代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的最新进展中，寻求某些启示，实现发展观的再一次创新。

按照作者的思路，人类社会的发展固然因其特有的极端复杂性，并非简单照搬某些自然科学理论可以直接解决。但是，如果我们不将社会的进化——发展现象神秘化，而将社会的进化——发展也视为广义自然界诸多进化——发展现象中的一种，而且本身就是广义自然界长期进化——发展的结果，那么，我们就不能不承认，人类社会的进化——发展，毕竟也服从广义自然界所有进化——发展现象的某些最一般的规律。因此，如果我们发现并全面和准确地掌握了这些最一般规律，无疑有助于我们认识和处理好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各种问题，尤其是其中的一些最基本问题，以避免产生片面性，至少可以避免产生一些较大的片面性。而这种可能性也已经出现了，其中最有影响的成果就是耗散结构论等通常被称作“非平衡系统自组织理论”的一组新科学理论群。这组理论尽管学科背景不同，概念和方法各异，但它们却共同聚焦于组成系统的大量子系统，如何有可能自己组织起来，实现从无序到有序（或从较低级有序到较高级有序）进化——发展的一般条件、机理和规律性。

随着研究的深入，作者的研究主题由原先的“发展何以可能？”推进到“持续的发展何以可能？”作者明确地提出对相关系统要“统筹兼顾”与“协调发展”，以“全面与协调”之因，求“可持续”之果，明确了这一发展观的内在逻辑：只有当发展是“全面与协调”的，才是 “可持续的”。

作者在书中运用上述创新了的发展观讨论了我国现代化进程。按照二战后许多“后发现代化”国家现代化的历史经验，当一个社会的现代化过程经过一个高速增长的“起飞”的早期进入其中期后，作为一种普遍的带有规律性的现象，社会冲突都会趋于激化，现代化将进入“高敏感度”的关键时期（可将其比喻为“易颠簸期”）。在这一时期，决策者将面临一系列令人左右为难的“两难困境”。如经济效率与公平分配何者优先的“两难”、经济现代化与政治民主化何者优先的“两难”、国家主权与对外开放何者优先的 “两难”以及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何者优先的“两难”，如此等等。作者将这些“两难”问题称作“后发现代化的悖论”。因为两个命题“同时为真”（“同样重要”）但直接地却“相互矛盾”（实行时具有相互抑制的“不相容性”）。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决策层的发展战略恰当，社会冲突有可能得到化解，现代化进程便有可能得以继续而成功地完成；相反，如果发展战略不恰当，或原来的发展战略未能适时创新，社会冲突进一步激化，就会导致现代化“受挫”，陷于停滞甚至倒退。一个明显的对比就是，20世纪70 年代后期，韩国、新加坡这两个东亚国家与巴西、阿根廷这两个拉丁美洲国家的人均GDP差不多都同时达到3000美元左右。但前者适时地调整了发展战略，首先兼顾了经济增长与其成果的公平分配，接着再经过20来年的持续发展后，人均GDP先后突破了一万美元，进入了发达国家行列。但是后者却未能适时创新发展战略，依然坚持原“先增长，后分配”的战略，国民收入的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社会冲突加剧，现代化进程停滞不前甚至有所倒退。

中国 20世纪90年代进入GDP年均增长率10%左右的“经济起飞”后，鉴于上述其它国家与地区现代化历史经验，作者意识到中国经济起飞的这种势头如果再持续一、二十年，也将会进入一个“高敏感度”（易起“颠簸”）的关键时期，届时，也将面临发展观创新调整的必要性。为此，作者有意识地将研究更集中地转向求解“后发现代化的悖论”。其实际内容也就是现在党中央所强调的五个“统筹兼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