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经济进入新一轮加息周期，无疑会带动世界利率水平的提升。我国新一轮宏观调控虽然初见成效，但是投资增长率、通货膨胀率、经济增长率仍然高位运行。中央宏观调控部门在这轮宏观调控中动用了各种调控手段和工具，但是，一个最重要的政策工具——利率没有使用。究其原因，一是目前人民币存款利率高于美元、日元等外币存款利率，国际资金大量流入我国，扩大了我国基础货币发行与货币供应量；二是我国经济的新一轮“过热”具有很强的结构性特征，即投资有“冷”有“热”，物价也是有“涨”有“落”，利率作为总量政策，对结构性的调控作用有限。
而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美国加息，很快改变了国际资金的流向。据报，今年上半年，由于预期美国加息，亚洲外汇储备减少3500亿美元。我国外汇储备增长放慢，国际资金的净流入已经非常低，人民币升值压力和基础货币投放压力大大缓解。而第二个原因实际上不是真正的理由，因为结构问题与总量问题是一枚硬币的两面。由于技术进步、民营经济的崛起以及国际产业转移的加快，我国经济结构正进入一个快速变化期。一些产业，特别是支柱产业或新兴支柱产业的快速发展必然引起总量变化；而总量的增长必然是由部分产业快速增长所致，不会是由所有产业同步增长所致。
真实利率为负值无疑会引发增长竞赛，积累经济泡沫，扭曲经济，激发金融危机。低成本资金供给激发投资冲动、激发投机性需求，导致经济泡沫化。“过热”行业之所以能“过热”，从供给端来看，是因为这些行业的经济主体更容易获得土地、资金以及政府许可等资源和条件。在国家实施宏观调控后，土地、资金和政府许可等供给盘子趋紧；但配置方式没有改变。过热行业的这些经济主体获得这些资源的优势依然存在，在对这些资源的争夺中他们还是能胜出，因此“热”的还会“热”，经济泡沫就会积累。而不具备这种竞争优势的主体纵使有好的项目，却更难获得相应资源。银根趋紧和真实利率为负值就会形成市场利率高于官方利率，于是，资金的控制者就有了寻租空间；对廉价资金的竞争必然会带来资金供给的黑箱交易，滋生腐败。
让“人”而不是让价格即“利率”去甄别真实的资金需求者和调节资金供求，长期下去，无疑是危险的。由此来看，提高利率是迟早的事。这里，时机的选择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加息将会触动整个经济体系的利益格局，只有全面衡量了各方面的利弊得失，才能使加息的好处得到充分的发挥。
首先，加息冲击金融体系。第一，加息会恶化银行资产质量，增加不良资产。我国从1995年以来一直降息，国内信贷占GDP的比重翻了一番，由1995年的87.1%上升到2003年的166.2%。这说明中国经济的发展日益债务化，融资方式也日趋间接化。加息之后无疑会加大借贷成本。目前贷款余额达到180000多亿元，加息1个百分点，会使借贷者每年多支付近2000亿元利息。加息会使更多的企业背上沉重的利息包袱而陷入亏损，直接会使银行资产质量恶化，增加其不良资产数量与比重，使本来被不良资产压得喘不过气来的银行体系雪上加霜。据有关资料显示，自四大国有资产管理公司剥离了19000亿元不良贷款之后，中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和11家股份制商业银行近几年不良贷款又增加到16000多亿元，加息之后，这个数字还会有大的增长。
第二，加息会打压资本市场。前几年，我国政府不断降息，并且增开利息税；但是，居民储蓄存款依然增长很快，股票市场低迷不振。加息后，企业间接融资成本提高，会更多地转向直接融资；而社会资金因为加息会更多地流入银行体系，股票市场上资金供求失衡，供小于求，股票价格会下降，股市会更加暗淡。
第三，债券价格下降，银行持有的债券资产恶化。自1997年以后，我国实行积极财政政策，政府发行了大量债券，而这些债券大多数为商业银行持有，计有27000多亿元。由于宏观经济形势发生了变化，这些债券不再是香饽饽，债券市场大幅下跌。加息后，这种下跌会持续加大，银行会遭受巨大损失。
第四，加息会改变投资结构。新一轮投资过热的推动主体主要是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银行贷款主要是面向国有企业和政府市政建设的基建贷款。加息后，会增加他们的借贷成本，抑制他们的投资膨胀。大量民营企业（主要是中小企业）贷款历来很难，宏观调控中实行项目控制和贷款控制，他们又首先成为被控制的对象。如果宏观调控依旧严格控制项目和贷款，同时又提高利率的话，那么整个投资增长就会大幅放慢，经济就易出现“硬着陆”。如果提高利率，同时对项目和贷款不进行“一刀切”的人为控制，以利率杠杆来甄别投资者和调节资金供求，真正的好项目不会贷不到款；提高利率只会把低效项目淘汰，优化资源配置，经济就能实现“软着陆”。 最后，加息利于消费合理化。加息对消费的直接影响主要集中在消费信贷这一块。我国消费信贷主要是住房和汽车两类商品。而住房和汽车是近几年我国消费增长最快的，正是由于住房和汽车消费的快速增长，引发房地产、汽车、冶金、电解铝等行业的投资快速增长；并且激发了房地产的投机性需求，引发了明显的房地产泡沫。提高利率，使借贷消费者消费成本提高，利于平抑住房和汽车需求的过快增长；特别是利于挤出房地产泡沫，防止金融危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