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毛泽东视察安徽，同行的有民主人士张治中和当时任公安部长的罗瑞卿。在火车上，毛泽东谈到《三国志》里的《吕蒙传》。吕蒙是孙权鼎足江东过程中一个很重要的人物。他的主要贡献就是策划和主持了袭取荆州的战役，使孙权的势力从局促的江南向长江上游伸展，获得了一片宝贵的战略缓冲地带，同时也解除了来自荆州上游的威胁，为孙权政权的稳定奠定了基础。可以说，正是由于孙权掌握了荆州，使刘备继续扩张的趋势骤然停顿，孙、刘的长期稳定的联盟才成为可能，三国鼎力的局面才基本确定，吕蒙对孙权的最大贡献就在于此，所以孙权对吕蒙的早逝十分惋惜并深感沉痛。在闲谈中，毛泽东说起吕蒙发奋读书的故事。讲完故事后，毛泽东说：“吕蒙是行伍出身，没有文化，很感不便。后来孙权劝他读书，他接受了劝告，勤学苦读，以后当了东吴的统帅。现在我们的高级军官中，百分之八、九十都是行伍出身，参加革命后才学文化的，他们不可不读《三国志》的《吕蒙传》。”他还对罗瑞卿说：“公安干警应成为有文有武的人，才能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罗瑞卿回京后，挤出时间熟读了《吕蒙传》，又请人将它译成白话文，印发公安部门各级干部学习，用以激发大家学习文化的热情。这对公安系统干部队伍的建设起了一定的作用。

新中国成立之初，当时的领导干部大多行伍出身，在革命战争时期能够冲锋陷阵，其大无畏的精神体现了一个领导干部应具备的优秀品质。革命胜利后，其思想一时转变不过来，仍是片面倚重“枪杆子”，深信“战争解决一切”。长期的农村环境，使得一些人沾染了不少小农习气，一些基层干部，甚至一些相当级别的干部，不但不懂得经济，而且经常做出破坏经济发展的事情。毛泽东早已敏锐地发现了这个问题，觉得干部的文化素质有待提高。他认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的政策应该有相应地转变。对于“干部的准备”，除“依靠老的解放区” 以外，“必须同时注意从国民党统治的大城市中去吸收”。毛泽东指出，“国民党区大城市中有许多工人和知识分子能够参加我们的工作，他们的文化水准较之老解放区的工农分子的文化水准一般要高些。国民党经济、财政、文化、教育机构中的工作人员，除去反动分子外，我们应当大批地利用。”为了掌握城市的经济，“发展工业、商业和金融业”，“利用一切可用的社会现成人才，说服党员同他们合作，向他们学习技术和管理的方法，非常必要。”

列宁说过：“在一个文盲充斥的国家内是不能建成共产主义社会的。”早在1944年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也提出：“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1950年8月1日，毛泽东在他起草的《军委关于在军队中实施文化教育的指示》中写道：“国家的伟大的经济建设工作和文化建设工作，已经开始。”我全体人民解放军“今后必须为完成新的任务而奋斗。鉴于人民解放军的指挥员战斗员一般的文化水平太低的情况，为了要完成伟大的新任务，就必须提高全体指挥员战斗员的文化科学与技术水平，并从军队中培养大批的从工农出身的知识分子。因此，中央决定，全军除执行规定的作战任务和生产任务外，必须在今后一个相当时期内着重学习文化，以提高文化为首要任务，使军队形成一个巨大的学校，组织广大指挥员和战斗员，尤其是文化水平低的干部，参加学习文化。”这些思想，充分体现了在由“武”而“文”的历史转变时期，毛泽东对于改进自己队伍的文化成分的热切期望。

毛泽东作为一位卓越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其眼光深邃高远，这与他饱读史书有直接关系。而且，毛泽东读史书有吸收有鉴别，他的很多思想即来源于此。毛泽东在20世纪50年代，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时期，联系军队干部的实际情况，通过讲吕蒙的故事号召我军百分之八、九十行伍出身的高级干部向吕蒙学习，提高素质、有勇有谋，这对改善我军文化结构，提高干部的军事素质及自身的文化素养，不能不说是高瞻远瞩之举。——摘自《听毛泽东讲古今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