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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学精神的一个鲜明特色:说服而非压服 李醒民  
 

英国哲人科学家卡尔·皮尔逊在《科学的规范》(1892)中说过:“科学的统一不在于它的材料,而在于它的方法。”在这一思想的影响下,五四先哲胡明复、梁启超等人认为,科学精神即科学方法或该方法之精神。诚如前者所言:“精神为方法之髓,而方法则精神之郛也。是以科学之精神,即科学方法之精神。”

20世纪80年代中到90年代初,在诸多哲人科学家思想的启示下,我在一系列文章和论著中强调:科学方法尽管形形色色、五花八门,但不外三大部类:实证方法、理性方法、审美方法;科学精神也与之对应地显现为实证精神、理性精神、臻美精神;尤其是实证精神和理性精神的珠联璧合,是科学的终极标识;而基于实证和理性之上的怀疑和批判精神,则是科学永不枯竭的生命力之所在。在此期间,我也曾把客观、平权、自主、自由、独创、继承、公有、公正、多元、宽容、统一、和谐、简单等等特性作为科学精神的内涵,但是严格讲来,它们都是科学的实证精神、理性精神、臻美精神的内蕴物或衍生物。

科学的实证精神和理性精神使科学拥有坚实的根基,充满坚定的自信,也使科学和科学精神呈现出一个鲜明的特色——科学理论和学说是靠说服、而不是靠压服使人相信和接受的。

科学的说服虽然或多或少也刻意使用一些修辞手段,但主要还是借助实证和理性的力量——严格的实验检验和严密的逻辑论证——有理有据地说服人,使你不得不口服心服。对于一种新科学理论或学说,你一时不相信,或至死不接受,那也无碍大局,因为时间是公正的,逻辑是永恒的,科学还是会按照它的固有步伐发展,正确的理论最终会赢得科学共同体的意见一致。你要是批判它,这在科学活动中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不管事后证明你的批判正确与否,一般都会受到善意的欢迎,因为科学的批判就是寻求真理;但是,你得拿出你的确凿证据来,讲出你的充足理由来。即使你不顾一切地反对它,也几乎没有人强迫你非信不可,更没有人为此从精神上摧残你,从肉体上折磨你——科学发现者和科学共同体没有闲工夫、更没有兴趣干这些无聊事。当然,新理论和新学说常常也有不完善甚至错误的时候,但是在科学共同体的批评、讨论、竞争、协商中,终究会弥补它的不足甚或抛弃它的。犯错误者不会因此丢脸,别人一般也不会嘲笑或怪罪他,因为犯错误是科学研究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也是人性的一部分),而且出现错误并非都是坏事,它往往会带来有益的经验教训和有启发意义的新思路。

与科学和科学精神相比,有些社会建制或文化可就没有那么光明正大、襟怀坦荡了。人人都说宗教是向善的,可是宗教是如何对待异端和异教徒的呢?你不信我的教义,我就在宗教裁判所罗织罪名审判你。你跟我唱反调,我就在鲜花广场烧死你。你叫板反对我,我就号召和纠集十字军八次东征讨伐你。时至今日,宗教“圣战”仍使许多无辜生灵死于非命。再来看看政治文化吧。专制政治和大一统的意识形态就是靠压服过日子的。你独立思考不顺从我,我就给你戴上政治帽子,叫你变成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你宣传“异端邪说”,我就割断你的喉管,使你欲说不能。你不“规规矩矩”,胆敢“乱说乱动”,我就用暴力消灭你的肉体。即使在稍好一些的所谓民主国家的政治舞台上,推行一种政治观点或政策,往往主要靠的不是耐心说服,而是靠滥用权力、黑金收买、结党拉派、明争暗斗、逢场作秀、煽情造势乃至阴谋诡计,拉取选票和笼络人心的。尤其是,当必欲推行的政治主张遇到“文斗”无法逾越的障碍时,当权者就使用最后的“撒手锏”——“武斗”,诉诸暴力,发动战争,把自己的政治意志强加于人——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么。

在结束短文时,我想提醒那些把科学与人文对立起来的人,特别是那些充满激情控告所谓科学的“权势”、“暴政”和“帝国主义”的人,请冷静地想一想,你们的看法到底有多少根据和道理。仅仅就本文所述的这一点点而言,科学和科学精神难道不比某些“人文”更人文主义、更人道主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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