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是一个使用频率极高的词汇，国内外都是如此。创新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以致无需加以重复。我们的主要问题，不是强调创新的重要性，而是如何增强创新的能力。

任何创新都是某些人在某种环境中实现的。这意味着，创新的问题大致可以区分为两个方面：一是个人因素；二是环境条件。 从个人角度看，天才的创新者各有各的特点，但他们身上也有一些共同的东西：一是杰出的天赋，如高智商、敏锐的直觉、丰富的想象力等等；二是强烈的好奇心和质疑精神， 对未知事物充满好奇，对已有的结论和原则勇于提出挑战；三是韧性，对自己有信心，对探索有耐心，不怕失败，也不怕别人的冷嘲热讽；四是开阔的眼界和知识，善于融会贯通、触类旁通、举一反三。

在信息化和知识经济时代，教育应当以培养人的创造力为己任，并就此探索教育的方法并改变旧的不科学的教育观念，人力资源部门则应根据类似的标准去选拔本单位所需要的创造型人才。

限于篇幅，本文重点讨论第二个方面的问题，即如何为创新者营造有利于创新的客观条件。

美国是当代世界发明创造最多的国家。从美国的情况看，他们为创新提供的基本条件，一是向基础性研究进行巨额投资，这类研究主要由专业研究机构和大学承担；二是将应用型研究与产业紧密结合，主要由跨国公司和企业根据市场需要自行组织；三是广泛招揽各国杰出人才，充实科研队伍并丰富研究方法。

实际上，美国最有利于创新的环境条件并不是资金，而是思想、言论的相对自由，这一点在民间研究领域体现得尤为明显。

美国政府财政部门，私人慈善机构如卡内基、福特、洛克菲勒基金会等等，每年都为民间研究提供经费、设施、讨论场所和有关的旅行资金。资助对象包括兰德公司、研究分析公司、赫德森研究所、本迪克斯公司、阿瑟·特利尔公司，以及哈佛、耶鲁、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机构等等。

这些民间研究机构不承担实际责任，不受官僚约束，研究人员有充分的行动与言论自由；他们处于体制之外，地位超脱，视野开阔，具有“旁观者清”的优势；他们没有捍卫、支持、适应官方政策的义务，容易激发出奔放的想象力，导致创造性的发挥。民间研究机构不承担繁琐的行政事务，可以给研究人员以充分的时间去深入冷静地思考问题，这十分有利于使研究成果更加深入和系统化。他们还鼓励学术争鸣，研究人员可以不受拘束地充分交流不同意见，各种不同的概念与观点激发了想象力，并且迫使那些持怀疑态度的人把自己不同意的道理想透，这对于借鉴吸收不同观点丰富完善自己的研究是相当重要的。

相比之下，美国官方的研究机构同许多国家的官方研究机构一样，组织层次繁多，束缚严格：官僚随意篡改或否定研究人员的成果；循规蹈矩的坐班和过多的行政工作量浪费时间、浪费精力，使人身心疲惫、智力迟钝；过多接触政府观点容易先入为主，扼杀想象力；从政为官的诱惑也使官方研究人员难以聚精会神地从事长期研究。

条件优劣的最终影响是，官方研究机构的研究明显落后于民间研究机构，很多具有启发性、创造性的观点和方案都是出自民间研究机构之手。从两者的对比中，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根本性认识：自由是发挥创造性的前提。

自由表现在各个方面。首先是工作制度的自由。在严格的坐班制度下，很少有卓越的研究者能够有效地工作。不受干扰的自由思考时间，对研究人员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其次是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的自由。可以为研究人员规定大的研究范围，但不宜作更具体的规定，更不宜命令研究人员在什么条件下做什么、如何做。第三是冒犯权威和犯错误的自由。允许在研究中犯错误，允许研究人员在上级、公众和权威面前拒绝批评、固执己见、不落俗套。打破成规、挑战权威、独树一帜，乃至于奇谈怪论，只要不违法、不损害国家和公众利益，都不应受到惩罚，有的时候甚至应当加以奖励。总之，自由要体现在与研究有关的各个环节之中。

研究经费和办公设施对于研究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但不应过高地估计这些条件的作用。对于创新来说，没有什么环境因素比自由更加重要。自由乃创新之襁褓，没有了自由，创新就难以发育。甚至可以这样说，没有自由就不会有国家的强盛、人民的幸福和社会的进步。当然，自由是相对的，世上没有绝对的自由。对自由的限制有一个高限，有一个低限，高限是道德，低限是法律。在道德与法律的框架内，自由与创新成正比，而创新又与国家强盛、人民幸福和社会进步成正比。一句话，管得太多太死不是好事。这一点，对我们应该有所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