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华盛顿共识”推崇的是市场的迅速开放和接受全球化观念，那么“北京共识”则是强调一国渐进式开放、开放中的保护以及国内改革与对外开放的协调发展。

——浅析从“华盛顿共识”到“北京共识”

最近关于“华盛顿共识”与“北京共识”有些热炒的迹象。不过，相当多的讨论都忽略了一点，即二者都是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下提出的，都是在探索金融全球化时代的经济发展道路。这有别于此前关于经济转型的一般性讨论，如渐进式转型还是激进式转型之类；尽管“华盛顿共识”与“北京共识”也包含有这方面的内容，但其核心显然是如何应对金融开放，如何在金融全球化进程中获得发展。

“华盛顿共识”是为解决拉美债务危机与经济调整于1990年提出的(拉美债务危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正是金融全球化的直接后果)，拉美国家成了“华盛顿共识”的主要试验田。事实上，“华盛顿共识”是在世界范围内推广的，同样也波及亚洲国家。亚洲国家的开放及后来的危机都与“华盛顿共识”不无关系。

“华盛顿共识”奉行经济新自由主义。在新自由主义者看来，金融自由化、金融全球化对增长的促进作用是新古典理论的题中之意：金融全球化促进资本的跨国自由流动，有利于金融资源在全球的合理配置，从而提高资本的使用效率，促进增长并带动全球福利的提高。一些国际组织特别是世界银行与IMF在全球范围内大力推行新自由主义模式也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论假说。不过，新自由主义模式非但没有成功，相反，在新自由主义推动下形成的金融全球化浪潮不仅导致金融危机的频繁出现，而且还被认为是导致西方发达国家1970年代以来经济增长放缓的重要原因。这些始料不及的状况的出现，导致学术界开始对新自由主义及金融全球化的影响重新反思。IMF去年组织的一项名为《金融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的研究也表明，金融开放的好处并不确定。这对于一直以来大力推行金融全球化的IMF来说是一个不小的触动，甚至是打击。

过去的IMF除了宣传，还通过其制度条款推行自由化理念。尤其在一些国家出现“情况”比如危机之类需要“帮忙”的时候，IMF就以其制度条款相“威胁”，如不照此办理，则不能获得贷款云云。这些包括私有化、市场化、透明化、稳定化在内的所谓“华盛顿共识”(可以更简单地概括为宏观稳定化与微观自由化)，把促进资本市场对外开放作为最核心的内容。正因为如此，华盛顿共识成为1990年代以来推动金融全球化的关键力量。不过，在“华盛顿共识”与各国的管理不善及腐败统治相结合于10年内破坏了十几个经济体之后，IMF似乎也不像以前那样急于在发展中国家推行资本账户自由化了。尽管迄今为止，关于金融全球化对实体经济的影响还存在争议，但那种强调金融自由化、金融全球化对实体经济积极作用的一边倒的观点已经不流行了。取而代之的是基于实际发展的经验而不是基于漂亮的新古典主义模型来更为客观地评价金融全球化的效果。“北京共识”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脱颖而出。

如果说“华盛顿共识”推崇的是市场的迅速开放和接受全球化观念，那么“北京共识”则是强调一国渐进式开放、开放中的保护以及国内改革与对外开放的协调发展。下面就“北京共识”展开分析。

其一，中国的开放是渐进推行的。首先是地理区域上的推进：从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沿海经济开放区，到开放沿边和沿江地区、内陆省区以及西部大开发，再到全国范围内的开放。其次是产业领域上的推进：从中国产业竞争力较强的制造业到产业竞争力较弱的农业、服务业，从加工工业向基础产业、基础设施和金融、保险、商业等领域推进。与产业开放顺序相对应的是由贸易开放到金融开放。中国进入1990年代，进出口占GDP的比重迅速上升，逐步形成出口导向型的经济，与此同时，金融开放却较为缓慢。1996年中国就实行了经常项目可兑换，但资本项目可兑换至今没有时间表。当然，中国加入WTO，不仅推进了贸易开放，也推动了金融开放。但从引进外资讲，金融保险业吸引的外资微不足道。此外，2002年中国才开始实施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制度（即QFII），外国资本方可进入中国资本市场。与此相对应的，中国的直接投资引进要远远高于证券组合投资的引进。

其二，中国的开放是有保护的开放，而不是搞全面自由化和全面开放。中国正是认识到自身所处的发展阶段与外部世界有很大差距，因此强调开放与发展阶段相协调，即通过各类保护如关税保护、非关税保护(如外汇管制、汇率补贴、准入限制等)措施，逐步形成具有比较优势的企业与产业，提升竞争力，在发展水平提高的基础上再减少保护、扩大开放水平。这是中国开放的另一条成功经验。

其三、改革与开放的协调。单纯开放本身并不是一种可以依赖的、能促进持续的经济增长的机制。那种过度依赖于鼓励出口和对外直接投资，而没有同时强调互补性的国内政策和制度的经济发展战略，会有失败的危险。一般来讲，如果要使开放发挥作用，国内应该具备一定的条件，这个条件就是个门槛，过不了这个门槛，开放的作用就不能充分发挥出来，甚至会出问题。门槛效应从另一侧面表明了吸收能力的重要性。我们可以从人力资本、金融发展、治理水平等方面来考虑一国的吸收能力。有证据表明，一国吸收能力不行，外资的溢出效应就没有了。正是为了增强吸收能力，才需要进行国内改革。另外，开放导致一些部门与另一些部门的发展呈现出不同步，从而出现瓶颈问题。改革慢或没有改革的一些部门或体制就会束缚改革快的部门或体制（如对外经济部门）的发展。如果各体制之间相互不协调，就会出现混乱，从而破坏效率，使经济增长率下降。因此，对外开放必须与国内其它方面的体制改革相协调，才能更好地获得开放的收益。中国开放的成功与国内的一系列改革是分不开的。

其四，也是最为根本的，就是中国的开放道路是独立自主、以我为主的发展道路；不盲目听信教科书或外国专家的意见，而是针对本国国情，摸索创新。

以上主要是针对中国在金融全球化时代的开放道路所做的总结，如果从更广义的发展来看，还可以列出更长的关于中国经验的单子(如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之类)。不过，这里不拟穷尽所有中国的经验，事实上也是不可能的，因为中国这个活样本自身还在发展，这种理论总结与实践发展永远处在互动之中。

从“华盛顿共识”到“北京共识”，体现了整个世界对于金融全球化与经济发展问题的重新认识与思考。不过，对北京共识到底有多少共识，还需要有清醒的认识。

记得前不久，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卢卡斯访华的时候，搞过一次与中国学者的对话。当被问及他对华盛顿共识有什么看法的时候，这位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代表人物、现代芝加哥学派(新自由主义阵营)的领袖，竟然问道：什么是“华盛顿共识”？可见，所谓“华盛顿共识”也只是一部分人的想法，并没有达成真正的共识。流行了十多年的“华盛顿共识”权且如此；相比而言，“北京共识”才刚刚提出，仍处在酝酿总结阶段，关于这个新名词的真正内涵显然还没有形成共识。

当前，在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的号召下，一些单位“受命”组织编写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这应该成为总结“北京共识”或中国模式的重要契机。前苏联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曾经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南，新中国成立五十多年，改革开放也有四分之一世纪，对中国成功发展模式的总结，正是对“北京共识”的回应。此前，尽管一直有对中国渐进式改革、摸着石头过河、按比较优势发展等方面的经验总结，但是，还没有把它放在“北京共识”这样的高度进行概括。并且，这样的总结，特别是总结其中的得与失，不特是为发展中国家树立典范，更重要的是为中国下一步的发展奠定基础。概括北京共识，如果只讲得不讲失，只讲当前的成功，不谈潜在的问题，恐怕都是片面的，并且不利于中国下一个阶段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