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仲在《后殖民主义与反科学》一文中指出，全球化的趋势肯定会碰到地域文化的阻力，但令人担忧的是，这种阻力时常会表现为地域的种族与宗教的激进活动。对现代性的全球化的挑战，时常与宗教神秘主义联系在一起；在后殖民主义的批判声中，这种挑战极易转化为极端的种族主义和极权主义。

1980年代后期，印度人民党执政后，就发起了一场在宗教权利名义下政治、文化与科学的解除殖民化的运动，其目的是推动第三世界放弃西方学术的所有领域。它谴责科学，认为科学是一个外来侵略者。狂热的民族主义者坚持用“吠陀”科学来取代它，他们把西方科学理性描述为帝国主义与种族主义的源泉。这场解除殖民化的运动具有两个特点：（1）印度教的中心化：在文化的民粹性的口号下，印度种族主义的知识分子着手把科学纳入印度教神话之中。（2）“学界左派”的喧嚣：对这种科学与宗教的联姻在政治上的合法性与哲学上的合理性的论证是由自我标榜为印度“进步的”左派知识分子所提倡的。

文章说，后殖民主义的科学运动，对美国的考古学和人类学研究也产生了广泛的冲击。对经验科学的拒绝态度，在一部分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当中相当流行，他们的最终理由是：赞同科学是比传统的非欧洲文化体系更具优势的“认识方式”，就是承认害人者享有对受害者在认知与道德上的优越性。

文章指出，所有这些地域文明的保卫活动表现出相同的特征：首先，他们都否认现代科学的客观性，认为毫无偏见和价值自由的知识是不可能的，价值自由本身就是文化帝国主义的利益，是西方社会的一种文化建构。其次，这些地域文明的保卫者皆依据其文明的“认识论权利”，要求发展出一种种族科学，以取代现代科学。第三，后殖民主义都把现代科学看作是殖民主义权力的最后象征。他们认为，当殖民主义者终止了政治和经济的统治时，就转向认识上的统治，通过现代科学的理性主义与唯物主义来实现对殖民地国家的心灵与文化的统治，因此，只有放弃现代科学，才能达到解除心灵与文化的殖民化。

总之，过去数十年里，在后殖民主义者对更为一般的社会学理论中有关科学的后现代转向的思考中，文艺复兴的思想遗产已经受到鄙视或被抛弃，文艺复兴精神——在科学理性的基础上批语性地评价各种文化传统——在这场运动中几乎消失殆尽。他们视科学的态度与人文主义的态度相互对立。那些试图保卫科学精神的人被他们视为文化上的“叛国者”或“买办”的代理商，为了维持自身的优势特权地位而不惜牺牲地域文化的传统。这一事实表明，激进的西方“左派”与传统的蒙昧主义（后启蒙主义）之间有着共同的特征。

确实，当科学、真理与内在于社会语境的真理标准相结合时，我们只能够以种族科学而告终。这些种族科学并不会给予我们一个更强的和更好的科学和社会，而只会使得所有的种族主义和排外主义都合法化，最终导致学术界的种族隔阂。

不可否认，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中的后现代转向对于长期在学术界占主导地位的“科学主义”提出了严肃的挑战。然而，这种转向中的某些主流趋势现在看来已经走向了极端——特别是，当对科学与理性的批判，发展到本质上拒绝“科学的内容与方法”时，会导致十分严重的危害。正如以上分析所表明的那样，后现代主义对科学与现代性的诋毁，以及与之相伴的对“地域性知识”的毫无批判性的鼓吹，业已为各种非理性与反科学的思潮，包括后殖民主义的“科学研究”，提供了一个滋生与泛滥的温床。否认迷信与科学、意识形态与知识的界线，必须会导致迷信、神话与意识形态披上科学的外衣。

（2004 年第 3 期《科学文化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