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学杂论

为学须要研究治学之道。治学之道也是为学的对象甚至是为学的首要对象。它不仅关涉学者本身以及其学术成果的质量，而且关涉学风和世风。

为人·为学

治学首先是关涉我们治学者本人之事。因为治学的主体是治学者本身，而治学不过是治学者的存在方式和存在现实。

为人与为学、人品与学品、道德与文章是统一的。古人云：“德行、学问本一也。”这种统一，在一定意义上，就是思想道德素质与专业理论素质的统一。而学术成果是研究者个人整个综合素质的外化，并不仅仅是他的单纯的专业理论素质的外化。固然，思想道德素质与专业理论素质有一定差异，甚至在一定条件下两者会出现相对的分离，但它们的统一无疑是更根本的。因此，为人与为学的统一，是治学的基本原则和要求，也是治学的一种应然而又永无止境的境界。

不仅如此。就思想道德素质与专业理论素质两者的关系而言，前者还是后者的基础。这样，为学，说到底可以归结为为人。用古人的话来说，“夫学者，所以学为人尔”。佛教史上的川禅师曾用另一种语言来诠释这种为人与为学的关系：“正人说邪法，邪法悉归正。邪人说正法，正法悉归邪。”。由于这种关系，加强思想道德修养就成为治学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而且是基础和核心的部分，成为根本的治学之道。也由于这种关系，思想道德上的侏儒不会成为理论、学术上的巨人。一个思想道德境界低下的人固然可以取得某种学术成就，但难以称得上是一个真正的学者，更谈不到能够成为一个伟大的学者。

把为学从根本上归结为为人，为学就成了“为己之学”。孔子曾强调“为仁由己”，学是“为己”之学。他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意思是说，古代的人做学问，是把学问当作为自己的，也就是说，首先是为了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而今人做学问，则是把学问当成了为别人的，也就是说，是做给别人看的。依此观照和衡量，我们今天从事的治学，恐怕有相当的一部分或在相当的程度上是“为他之学”。可见，端正治学理念，加强思想道德修养和提高思想道德素质，仍是当下治学必须和亟待解决的根本问题。所谓思想道德，对于我们治学者来说，就具体化为科学和学术道德。对这种科学和学术道德不应从很狭隘的意义上去理解，实际上，它具有十分广泛的内容。比如，对科学和学术内在文化价值执著追求的精神，对民族、国家、社会乃至人类负有的高度的学术责任感和使命感，严谨、彻底的科学态度和科学作风，自觉、严格的科学和学术道德的自律要求，尊重他人的科研劳动成果，正确对待学术荣誉和社会评价，等等。可以说，只有拥有这些科学和学术道德，才算真正称得上接近“治学之道”或进入治学之门了。

良知·良心

我曾在一篇论述哲学与民族精神的文章中谈到：哲学应成为民族和民族精神的理性和良心。其实，除却民族精神不谈(因为它和哲学有着特殊的、更为密切和直接的联系)，不仅是哲学，广义上说，至少一切关系到人和社会塑造的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理论，都应成为民族的理性和良心。而一切理论工作者则应成为这种理性和良心的承担者。也就是说，对于从事理论工作的人、对于治学者来说，对国家、对民族、对社会乃至对人类是否负有强烈的科学或学术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是十分重要的。正是这种强烈的科学或学术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成为我们追求科学、追求学术、追求真理的不竭的精神源泉和动力。宋代哲学家张载曾提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体现了一个中国古代学者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冯友兰以此“横渠四句”为自己的座右铭，表达了“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愿望，这体现了一个当代中国学者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时代不同，但作为有良知的学者的追求和心声却是共同的。纵观中国历史，中国历代知识分子大都以“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和治学成就的最高境界。应该说，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好的、需要认真继承的治学传统。

在当代，历史发展在加速，生活越来越多样化，知识转换为金钱等物质利益的机会空前增加，人们选择的可能性也急剧增多了。这样，就使作为个体的个人的历史责任感变得更为沉重和严肃起来。而对于我们治学者、对于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担当社会意识和时代精神塑造的理论工作者来说，情况恐怕就更是如此了。英国哲学家波普对此曾做出过这样的回答：“我们承担起创造我们生活的责任，惟有我们的良心才能对我们加以裁决，而不是世俗的成功。”这样说来，良心既是治学者对社会所应持有的终极价值尺度和准绳，也是治学者对自身所应持有的终极价值尺度和准绳。

净心·放心

治学的大忌是心动浮躁，缺乏净气。古人在长期的治学实践中，得出了“宁静致远”这一基本的规律性的认识。《大学》开宗明义就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净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阐明了治学的内在逻辑和规律。在这里，净心安心被当作思有所得的直接前提。孟子对此加以发挥，把治学之道归结为“放心”。他说：“人有鸡犬放，则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孟子这一“放心”之论，被誉为“千古学问断案”和“千古学问指南”。

在国外作学术访问期间，我曾一再反思：我们的理论比如哲学为什么难以走出国门。这当中当然有各种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在客观条件方面，我们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在观念上是同时代的，在历史上却不完全是同时代的，因为我们的现代化过程还滞后于人家，我们的综合国力在世界的地位还有待进一步提升。这必然在根本上影响我们中国哲学的发展以及在世界上发挥其作用。但是除了这种客观条件，在主观条件方面，大概也有一条原因是不容忽视的，就是在外界各种物欲的诱惑下，在政治、经济以及学术的等各种功利主义的诱惑下，我们的哲学理论之心难以平静了，违背了“宁静致远”的古训，从而影响了哲学的洞察力、穿透力和前瞻性，并造成或加剧了历史视界的愈益扩大同我们的理论眼光愈益短浅之间的矛盾。

须知，当我们急功近利而治学、而运思的时候，澄明之心就已被遮蔽了，悟性、灵感就已离我们远去了。

根底·功底

树的迷底在树根中。学问、理论之树的迷底除了实践的土壤，就是学识的积累和专业理论的功底。

对于治学者来说，理论与实践、知与行的关系正如为人与为学的关系一样，是统一的。真正的理论应是具有现实性的理论，因而它应是把实践作为有机的内在环节包括在自身之内的。据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考证，在西方，“理论”一词的原初含义是指人们作为团体的一员参与崇奉神明的祭祀活动。因此，该词的本意就是真正地参与一个事件，真正地出席现场。换句话说，它是包含实践活动本身在内的。只是我们今天把对它的理解狭隘化、片面化了。在我国古代，人们对理论与实践、知与行的理解也是统一的。朱熹说：“知行常相须”。王阳明也认为：“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明确提出“知行合一”。而且，学者们看重行，甚至更胜于看重知。古代《尚书》中说，“知之匪艰，行之维艰。”意思是让人们重视行。孔子讲“知之者不如好之者”，把践德笃行看得高于认知致知。朱熹也说“行为重”。孙中山先生强调“知难行易”，好像是反古人之道，但其实他的真实意思仍是鼓励人们去行。

专业理论功底是通过治学实践获得的。其中，重要途径之一是阅读经典。可是阅读经典是件极为费力的事。于是，有的人宁愿回避它去寻找简便的捷径。殊不知，阅读经典就是最便捷的途径。因为经典具有以一抵百的功效，经典可以使我们直接站在理论的前沿和巅峰上。当然，即便是阅读经典，也必须使自己成为自主的思维者，而不能像康德所批评的那样“奴隶般地模仿地使用自己的理性”。最好把经典当作心灵体验的一种精神氛围，一种灵感飘然而至的诱发物。

定力·毅力

治学本质上是寂寞者的事业。需要甘于淡泊，甘于寂寞，甘于忍耐。而这些，都需要超常的定力、毅力。古人深知定力、毅力在治学中的作用。孔子强调“志于道”，并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苏东坡曾言：“古之成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必有坚韧不拔之志。”明确地把意志看作成就事业的一项基本的必备条件。德国哲学家斯宾格勒在其《西方的没落》中认为：“一个置身于其事故世界中的民族的命运决定于它的种族品质能使这些事故在历史方面对它不发生效力的程度如何。”民族如此，个人亦然。在一定意义上说，治学的成功就取决于治学者能否做到处在复杂纷纭的事变中而又不为其所左右。而这，又以治学者的为人和良知为前提，以治学者能否战胜各种外界的诱惑和自身的极易膨胀的对外物的贪欲为前提。于是，问题又回到了本文前已引述过的孔子早已提供的答案：“知止而后有定”。

《醒世恒言》中载有一条寓言，颇令人回味和警醒。文云：薛录事（官名）于高烧昏迷中化为鲤鱼，跃入湖中，恰遇渔夫垂钓，明知饵在钩上，吞之必祸身，但耐不住饵香扑鼻，张口咬之，终被钓去。作者点评曰：“眼里识得破，肚里忍不过。”看来，或许我们有理由把全部问题的关键归结为：人是否能够使自己成为自身欲望的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