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中国当代官员心理健康问题的社会学分析》（以下简称《分析》

根据生活常识和简单的逻辑我们可以推知，社会心理和社会其他层面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相互关联和作用。虽然由于前者较难直接计量和精确测试，使我们对于这一关联和作用的考察不得不包含一些想象和估计的成分，并因而使其结论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和粗略性，但是就总体而言肯定这一关联和作用的正相关性则是勿庸置疑的。也就是说，随着其它社会层面文明、富裕、规范程度的提高，社会心理也会变得越来越文明、丰富和理性，至少就一个较长历史时段社会发展的主流来说这是合乎事实的。在此，刘东超博士《中国当代官员心理健康问题的社会学分析》（以下简称《分析》）一书以当代官员心理为例提供了较为充实的证据和论述。

就某种意义而言，当代官员是当代中国社会变迁的引领者、组织者和协调者。因此，其心理状态和社会其他层面的正相关度就比其他社会群体更大和更鲜明一些。《分析》中的一个例证就颇能说明这一正相关度：此书将当代中国社会政治层面的变迁总结为五个方面，一是创新因素的大规模出现和多层次展现，二是公正和平等程度的提高，三是理性成分的增加，四是法治成分的增加，五是民主成分的增加。与之相对应，此书又指出当代官员心理意识的变迁体现为五个方面：创新意识的增长，公正意识的增长，理性意识的增长，法治意识的增长，民主意识的增长。实事求是地讲，当代中国政治层面五个方面的变迁和官员心理五个方面的变迁是相当清晰和明显的，对于它们之间的正相关性在生活中也可以为我们感知到。因此可以说，《分析》将它们平行排列、一一对应是有客观根据的，而且这种表述方式也较为整齐有序。当然，人们对这两个维度上的五种变迁还有各种各样的不满意，而且这些不满意一般来说也有其事实依据，但我们不应因此否认这两个维度上五种平行变迁的存在。与此相类似，此书还对当代中国社会经济、文化等层面的变迁和官员心理的变迁进行了讨论，从总的方面来说，它们也是相互对应和平行的（虽然并不一定像政治层面和官员心理的对应那样整齐有序），这也可以由我们的生活经验证实。从哲学层面来看，社会其他层面和社会心理的对应和平行来源于社会存在对于社会意识（心理是其一个组成部分）的决定作用，来源于社会意识仅是社会存在的反映。对此，马克思、恩格斯说得相当清楚：“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

以上所论仅仅是就社会心理和其它社会层面关系的主流而言。除掉这一主流，还有一个也许更为人们关注的次要方面，那就是随着社会整体文明程度的提高，社会心理的某些方面却在不文明的向度上延伸，这在某些官员心理中也有明确的体现。《分析》一书也对此予以详细论述。作者指出，随着我国二十余年来快速的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官员心理中出现了许多让人担忧的不健康因素或负面成分，其中最为值得注意的是以下八种意识的膨胀：贪婪、玩忽、纵欲、邪情、迷信、专横、攀比、虚伪。虽然过去官员心理中也有这几种意识，但在当代社会中官员的这几种不健康意识极度发达起来，并具有甚强的时代特征。也就是说，在当代中国，社会整体的前进和某些官员心理层面的倒退呈现出相互悖反的发展趋势。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接触到的大量新闻报道就能证明这一趋势的存在。对于这一趋势出现的原因，作者进行了分析：“当代中国官员不健康心理的呈现有着极为复杂的时代原因和历史原因，这既受到历史上剥削阶级尤其是封建统治者一些心理和思想的影响，同时又受到国外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影响，还和我们国家目前法律法规不完善、道德转型造成了某种伦理‘空洞’有关。”同时作者还指出：“正是因为当代官员不健康心理是历史和时代的产物，所以它也会随着时代和历史的发展而改变，也会由于一些社会条件的逐渐消失而减轻和消除。”不知作者是否有些过分乐观，但从长时段估计，社会整体文明的进步导致不健康社会心理的消减是符合逻辑的，只不过也许我们应该将希望放在相当遥远的将来。

深入考察当代中国心理与社会其它层面及社会整体的关系无疑有着相当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这是我们认识当代人性和当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涉及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比如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关系原理）如何在当代中国社会展开的问题。在此，《分析》一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较好的例证，它对于当代官员心理及其与社会其它层面关系的论述分析比较公允和充实，为我们全面考察当代中国心理提供了一个有力的着眼点和例证。最后有必要指出的是，也许由于时间紧张等因素的影响，《分析》一书有些地方显得有些粗糙，有些理论点涉及到了但没有详细展开（上文所引对于官员不健康心理产生原因的分析就是一例）。如果这本书还能再版，希望作者在这方面有所改进。（魏海香 袁世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