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市区远眺

保持了原生态风貌的巴黎老城区

法国巴黎被认为是将保护文化遗产和实现创新较好统一的城市，它的成功，完全是建立文化自信的结果。

人们对巴黎的观感可以说大相径庭，有人说它很传统，又有人说它相当现代化。其实都不错。说它传统的人，其观察点是在香榭丽舍大街、卢浮宫这类景观上，是在以1845年建起的巴黎城墙为界的旧城圈内，即巴黎市划定的“中世纪城市博物馆”区域。人们在那里感受的是“记忆场所”的历史厚重。说巴黎现代化的，则是注意了高楼林立的德方斯区，或者是形态、色彩都很夸张的伯比尼居住小区，或者是样子古怪的蓬皮杜艺术与文化中心，或者是玻璃盒子式的新国家图书馆之类的建筑，这又是一个时尚的、充满创新意识的另类巴黎。尽管感受迥异，人们又都不约而同地承认巴黎是个很有魅力的城市，而这种魅力正是源于文化的自信。

考察巴黎城建史，我们发现它也曾有过一些“尴尬年代”，当年关于巴黎的发展思路，因为大有歧义而争论不休，甚至对城市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在拿破仑帝政时代（1804—1815年）那个“夸耀的时期”，拿破仑非常想把整个巴黎建成一个纪念他和他为之自豪的法兰西军队的功德碑。他要推倒一切妨碍实施“宏伟构想”的旧建筑，他要拓宽马路造大林阴路，还要修大广场，建大纪念碑，而对城市卫生和安全之类的东西他基本不感兴趣。他说巴黎“不仅过去是最美的城市，现在也是，而且将来还要是最美的城市”！其核心就是“美”。当然这种“最美”没有按照他的设想全部实施，只建起了大、小凯旋门等少数建筑，不然的话，今天的巴黎也许要多出很多“宏伟”的建筑景观，少一些迷人、亲切的市民社会气息吧。

巴黎当初遇到的最大问题，和今天北京、上海等中国城市所遇到的一样，即如何承受人口激增的压力。任何优雅的城市空间与高密度人口都是不兼容的，即使曾经属于“高尚”住宅区的地方，往往会因为人口的激增而衰落。在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大城市里，此类问题非常突出。历史上巴黎塞纳河右岸的玛海地区，曾是个富人居住的高级府邸区，但随着人口的涌入，基础设施难以承受巨大的压力，又不能适时更新，很快那里就衰落了。旧日的高尚院落，演变成了大杂院、贫民窟，直到20世纪的1970年，那里竟充斥着约7000家杂乱的小店铺，还有约30%的居所没有自来水，10%的人家不通电，60%的家里没有独立的厕所，人口居住密度高达85%！为了应对这一难堪的局面，巴黎市做过努力。但由于历史原因，关于城市风貌如何定位的问题一直是人们争论的焦点。是保护传统的城市风貌，还是推倒重来，人们难以决断。在犹疑中，自1859年以后巴黎就没有完整的、精心规划的大规模城市居住区建设实施。然而想法可以犹疑，城市人口却不会不增加，城市仍在扩展着，许多平庸、简陋的住宅楼就此趁机走进了这个“最美的城市”。

巴黎人终于在付出了文化缺失的代价后，重又走向了清醒。在1932—1935年间，第一个大巴黎区整顿规划出台，规划提出要修建232公里的城市环路，整个巴黎地区要分成几个区域实施建设，特别是突出了保持城市特点的地区这个核心问题。这个规划对于缓解巴黎市中心的压力，进而给整个城市的良性发展提供有力的保障，是有积极意义的。但后来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这个规划没能完好地实施。

战后的巴黎面临的最紧迫问题，是为失去住所的人们提供遮风避雨的房屋。在短短十年间，巴黎在近郊区建造了占地一万公顷的住宅区，几乎和市区面积相等。由于建造仓促，设备简陋，居住条件较差。1958年以后，这样的建造还在延续，而且速度和规模都更快更大，以便尽可能多地容纳住户，它们消耗了近郊区宝贵的土地资源，砍伐了大量的树木。新公寓的设施条件较差，改建的余地也很小，很快就成了巴黎的发展障碍。

这种状态没有延续太久。1961年和1968年，巴黎规划部门在结合历史所有城市计划优点的基础上，完成了对大巴黎区规划的两次调整。按照巴黎发展成有1400万人口，500万辆私家小轿车的城市规模，形成了完好的规划。这个规划特别注重对城市内涵的改变，规定不再增加居住密度，工业、金融业等都将按照计划迁出中心区，在大巴黎地区沿着塞纳河向下游地区发展，形成带状城市。规划打破了单一中心模式，建设了以德方斯区为代表的卫星城市中心，有效地吸引了大量的工业、金融业和人口迁出中心区。后来这一规划执行得比较坚决。比如在玛海区，就按新规划降低了人口密度，迁出了约2万人口，20多栋旧日府邸改造成了艺术和民俗博物馆，一些有特色的小店铺保留了下来，破旧的面目一扫而光，成了吸引游人的良好去处。为了保护好位于西郊的布劳涅森林公园，巴黎市政府干脆封闭了曾经穿行其间的数条公路，恢复了宁静的森林环境。他们认识到，在城市周边，确保一些“非城市化”的地段，对于城市环境的影响是非常好的。依照规划，战前曾经只有平均35平方米占地面积的民宅，在新的规划实施后达到了约100平方米，实现了规划提出的“更加富有人性”、“安逸与雅致”的人性化人居目标。而其中最关键点，是如何尊重记载着法兰西文化的城市风貌。

关于巴黎的另一个争论焦点，是建不建摩天楼。巴黎的早期风貌以不太高的楼房为特色，整个城市的楼房大都在6—8层左右，鲜见高大突出的建筑物。战后，主张建高楼的和反对建高楼的都在努力宣称自己如何正确。建高楼派可以蓬皮杜总统为代表。他对法国《世界报》说：“我不是一个高层建筑迷。我觉得在一个小村庄或小城镇里建造高层建筑，甚至建造中等高度的楼房都是不合理的。然而，事实上是大都市的现代化导致了高层建筑。”他还针对反对派说到：“据我看来，在法国，特别是在巴黎，反对高层建筑完全是一种落后的偏见。高层建筑的效果如何，这要看它的具体情况而言。也就是说取决于它的位置，它与周围环境的关系，它的比例尺度，它的建筑形体以及它的外表装修”。他还特别强调指出：这是“一个比例问题而不是一个原则问题”。蓬皮杜是以倡导新建筑而闻名的总统，对高层建筑的理解也有他的独到之处，在他那个时期，蓬皮杜艺术与文化中心是突出的代表作。它是从来自71个国家的681个方案中选出的，其外形十分奇特，所有的建筑结构管道均暴露在外，看上去就像把“一座化工厂搬到了市中心”。尽管如此，这样的超级新潮建筑由于是建在老城区里，所以依然严格遵循了旧城的高度和体量限制，从总体规格上并不过分强调自己，取得了与周围环境格局的协调。

就在争议正酣时，一座突兀于旧城古老建筑群中的缅因・蒙巴拿斯大楼的建成，打破了争论的平衡。人们发现，这座高达数十层的大厦，与周边的环境怎么也协调不起来，色彩、相貌、高度都完全不是一回事。人们又心疼起老城了，所以才决定在老城区不再建高楼。对蒙巴拿斯大楼的批评一直延续到今天，人们只要去巴黎，就会看到它还在一群和谐的老房子之间孤独地站立着。也就是在这以后，巴黎分区建设的原则被坚决地实施了，这才有了德方斯等新区。德方斯区位于从卢浮宫、协和广场、香榭丽舍大街一直到凯旋门这条轴线的西端，被称作“巴黎的曼哈顿”，那里集中了法国最大的20个财团中的12家总部，许多外国大公司总部设在德方斯。德方斯的标志建筑是大拱门，它奇特的造型带领着众多新潮大厦，彻底改变了巴黎的天空。20世纪20年代，法国建筑大师勒・柯布西耶曾设想沿这条“伟大轴线”的建筑高度不得超过100米，但现在的实施中早就超过了180米，在更新的规划中，那里还要建造一座400米高的摩天楼！这里成了现代巴黎的代表，充满生机与活力。而它的实施条件，正是因为它远离了传统风貌保护区，才可以放开手脚大胆设计。巴黎的新生，取决于德方斯等新区的发展程度，它们的新中心功能越是完善，它们自身的生命力就越强。新区发展程度越高，对传统城市风貌的保护就越是容易实施，这之间的逻辑关系，巴黎人算是彻底弄明白了，于是，文化自信也就越有牢固的根基！

事实上没有一座城市从规划到实践是完美无缺的！在这一点上谁也无法苛求自己或他人。但是，文化的自信却始终不能缺少，自信是文化、历史积淀的结果，自信又是文化创新的起点。观察发展中国家存在着的自信缺失的“年代特征”，往往会发现几个现象很突出。一是大而无当的城市规划多，平庸的建筑多，在“高歌猛进”时代，为了完成城市化的伟大使命，应付大量涌入城市的人口的住房问题，就狂想冒进，做“宏伟”的城市规划，造大批平庸简陋的建筑，结果给城市发展带来无穷后患。二是恶俗建筑多，此类建筑大多源自急于“创新”，表现时代的进步，又缺少文化积淀的支撑，自信迷失，常常简单地把建筑的象征性比附为物化形象。如以超大尺度表现伟大，以口号式方法表现“人民性”等等。简单的外形比附，给城市形象带来的是文化的灾难！三是模仿之作多，这是自信缺失的重症形式。表现为要么简单拟古，要么以伪罗马风格、希腊风格、北美风情强行插进自己的城市，既破坏了原有的城市特色，也把别人成型的完美风格劣质化。可见，完成文化自信的重建，是一项艰巨的长期使命，只有从点滴做起，才有可能把文化自信缺失的危害性减到最低程度。 （陈宇飞）

（文章引用资料来源：《建筑师》第2期，陈志华《巴黎建设简史》；钟纪刚编著《巴黎城市建设史》，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图片资料来源www.abbs.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