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初，邓小平同志在一次重要讲话中指出：“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形式主义多”，“会议多，文章太长，讲话也太长，而且内容重复，新的语言并不多”，“要腾出时间多办实事，多做少说。”他郑重地提出：“我建议抓一下这个问题。”

前些年原国家商业部曾做过统计，每年印发公文要花费22万元，用掉4000令纸，纸重100吨，能装25辆卡车。有个县委办公室也做过统计，一周之内收到上级16万字的公文，如果都读的话，相当于每周读一部长篇小说。有人为简报并不简的现象编了顺口溜：“简报简报，一说就到，又臭又长，看了发笑。”文稿越长越多越没人看，因为看也看不过来。于是，就有了看报看题，看文件看皮的“经验”之谈。削减“文山”的呼声几乎年年见诸领导的讲话稿和报端，年年喊减，年年减不下来，或减下一段又反弹。“文山”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现在确有重提倡导多写短文稿的必要。

倡导多写短文稿，是发扬马克思主义文风的需要。苏维埃刚成立不久，列宁就作出规定，减少长文繁文，“要用电报的方式”写报告、简报等，违背这个规定，就撤他的职。列宁身体力行，写了大量的短文稿。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曾明确提出整顿文风，反对党八股。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要求各中央局和分局每两月作一次的综合报告，以1000字左右为限，除特殊情况，至多不要超过2000字。建国后，毛泽东又指出：文稿要“短些，短些，再短些。”

倡导多写短文稿，是名人名家的风范。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演说，只有1260个字。列宁在马克思、恩格斯纪念碑揭幕典礼上的讲话，只有552个字。斯大林在反对德国法西斯入侵的广播演说，只有3800个字，那是一次多么重要的演说啊！歌德、高尔基、培根、鲁迅、郭沫若等大师，都写过二三百字的短文章，照样闪耀着思想哲理的光辉。

倡导多写短文稿，要克服重长轻短的不良倾向。文稿的价值取决于内容，而不取决于字数的多少。1863年11月19日，美国第16任总统林肯在葛提斯堡烈士公墓落成典礼上发表演说，提出了影响深远的“民有、民治、民享”的主张，整篇演说只有10句话，用时3分钟，至今仍被推崇为演说的典范。1953年，英国的《自然》杂志发表了题为《关于DNA分子双螺旋模型》的千字论文，作者是美国的华特森和英国的克里克。这两位科学家在貌似“豆腐干”的短文中，解决了一个长期陷入困境的世界难题。这篇千字文，被公认为生命科学史上的“时代之作”，华特森和克里克也因此获得诺贝尔生物学奖。12年后，美国物理学家彭齐阿斯和威尔逊在《天体物理月刊》上发表了题为《在4080兆赫处天线附加温度》的论文，字数更少，只有600字，却为大爆炸宇宙学提供了创造性的实验支持。彭齐阿斯和威尔逊也因此获得1978年度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这正如欧阳修所说：“妙论精言，不以多为贵。”

倡导多写短文稿，是对文稿工作的更高要求。写好短文稿并不是容易的事情，就如老舍所说：“越短越难。”首先难在对客观事物要有深刻的认识上。看不清事物的本质，抓不住事物的要点，就不可能提纲挈领，切中要害。其次难在精确表达上。浅入浅出不行，深入深出不行，只能是言简意赅、深入浅出地精确表达。这都需要下苦功夫。莎士比亚说过：“言以简为贵。”“简洁是智慧的结晶，冗长是肤浅的藻饰。”契诃夫也说过：“写得有才华，就是写得短。”当然，倡导多写短文稿，不是主张一切文稿都是惟短为好，《资本论》很长，也很好，而是主张以最短的篇幅达到文稿的目的。

倡导多写短文稿，关键在领导。道理很简单：“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明太祖朱元璋有一次听刑部主事茹太素17000字的上书，一直听到6000余字还听不明白，一怒之下，下令把茹太素打了一顿。其实，茹太素的奏章并不都是废话，写在后面的内容还是很有价值的。朱元璋讨厌冗长繁杂的长文，为此还下过要杀人头的命令。清代的乾隆皇帝也很讨厌长篇大论，在“上谕”中曾写到：“嗣后乡会试，及学臣取士，每篇均以七百字为率，违者不录。”这就划了一个限制数字的硬杠杠。我们今天要解决“文山”，做到文稿求短求好，作风求实求深，当然不能靠杀头、打屁股和简单化的做法，但没有领导者的较大决心和可靠措施，是根本不行的。（蒋光宇，原载《河北党校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