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理性具有历史进步性，因为推动了科学技术和工业文明的发展；但是，它也造就了技术理性的神话，导致了工具理性的霸权，从而使人文理性遭到了贬抑。
技术问题涉及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政治问题涉及的是人与人的关系。把政治问题变为技术问题的目的，就是把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在人与自然关系而不管人与人关系。
这种批判对于克服技术理性的膨胀、重建人文理性，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众所周知，法兰克福学派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之中影响最大的学派，其代表人物有德国著名哲学家、社会学家霍克海默（1895—1973），德国著名哲学家、社会学家、美学家阿多尔诺（1903—1969），德裔美国著名哲学家、美学家、政治理论家马尔库塞（1898—1979），德国著名哲学家、社会学家哈贝马斯（1929—）等人。法兰克福学派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影响，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他们提出的批判理论。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以批判与重建为主题，以启蒙精神、工具理性、科学技术、大众文化、工业文明批判为核心，以非压抑性文明和交往合理性重建为目标，对启蒙精神的批判贯穿其中。
那么，他们为什么要批判启蒙精神？ 这得回到20世纪30—40年代，那时法西斯主义的猖獗，反犹主义的暴行，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蔓延，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灾难。所有这些都使他们感到不解：为什么在科学技术进步、工业文明发展似乎可以给人带来幸福，在理性之光普照世界大地的时候，人类没有进入真正的人性完善状态，反而深深地陷入了野蛮状态？实际上，他们并不完全否定启蒙精神，也不否定科学技术和工业文明，只是对工业文明畸形发展给人类带来的灾难而震惊，于是对启蒙精神、科学技术进行了反思，批判了启蒙精神的膨胀和科学技术的负面效应。
霍克海默、阿多尔诺认为，所谓启蒙精神，并非专指近代西方文明所推崇的那种理性精神，而是泛指把人类从恐惧、迷信中解放出来并确立其主权的进步观念，换言之，启蒙的根本目标就是要使人类摆脱恐惧，成为自然（和社会）的主人。
他们指出，启蒙精神的主旨在培根“知识就是力量”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但它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神话中。在一定意义上说，神话就已经是启蒙，这是因为神话中已经蕴含着启蒙的因素。但是后来，启蒙精神在发展过程中又创造了理性神话，即启蒙又退化为神话。
不仅如此，启蒙精神膨胀还导致了极权主义统治。
因此说，文明进步必然伴随着退步，文明的历史就是绝望的历史，一部文明史同时也是一部野蛮史，这是因为启蒙精神就不仅包含着从神话到科学、从野蛮到文明的过程，而且包含着由文明再次进入野蛮的过程，这就是启蒙辩证法。所谓启蒙辩证法，也就是启蒙精神由于自身逻辑而转向了反面：启蒙退化为神话，文明倒退为野蛮，自由走向了奴役。这说明，启蒙精神走向了自我毁灭。
实际上，霍克海默、阿多尔诺对启蒙精神的批判，归结起来就是对启蒙理性的批判，因为所谓启蒙精神，就是以征服、支配自然为出发点，以科学知识万能、技术理性至上为特征，以人类中心主义为核心，以社会历史进步为目标的工业文明主导文化精神，其核心就是强调工具理性即技术理性。
他们认为，启蒙理性具有历史进步性，因为推动了科学技术和工业文明的发展；但是，它也造就了技术理性的神话，导致了工具理性的霸权，从而使人文理性遭到了贬抑。他们指出，通过启蒙，工具理性得到了张扬，并由此创造了工业文明，赢得了人对自然的胜利；然而工业文明的发展却是以人的异化为代价的，这不仅表现为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尖锐对立，而且表现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恶化。在这里，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以及人本身出现了极度异化。所以说，彻底的社会化就是彻底的异化。这就是说，工具理性的膨胀，不仅造就了毁灭自然的力量，也造就了控制人的力量，它足以使人类毁灭。因此，启蒙理性作为工具理性实际上以非理性而告终。
马尔库塞强调，尽管西方文明中的技术合理性具有两重性，但在发达工业文明中，技术合理性已经成为政治合理性，技术逻各斯已经成为奴役逻各斯。这样，科学技术就变成了一种统治工具，所以说技术理性本质上是统治理性，它的目的就是维护现存社会制度。事实上，技术理性已经成为对人实行全面奴役和统治的基础，它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甚至已经渗透到私人领域。
这样一来，技术理性就成为社会控制新形式，这是因为它不仅显示出政治的特点，而且已经成为统治的更好载体，并创造了一个真正极权主义世界，使人与自然、心与身为维护这个世界而处于长期动员状态。因此，对发达工业文明来说，科学技术具有明确的政治意向，起着意识形态的作用，遏制了社会质变。
法兰克福学派对工具理性的批判，突出表现在科学技术即意识形态这个思想上。早在20世纪30年代，霍克海默就不仅把科学看作是生产力，而且明确提出科学就是意识形态的观点，并从否定性方面阐述意识形态的本质特征和社会功能。20世纪60年代，马尔库塞着重阐述了科学技术作为意识形态的政治化倾向，以及它作为社会控制新形式的消极作用，并明确提出技术合理性即统治合理性、技术的解放力量已经变成了自由枷锁观点。
哈贝马斯认为，马尔库塞等人对意识形态虚假性的批判基本上是重复了马克思的观点，他们的唯一贡献就是提出了“科学技术即意识形态”这个论点。不过，他们并不明白，并非在任何社会中科学技术都是意识形态。实际上，只有到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才成为第一生产力，并且成为意识形态的新形式。
他指出，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经济问题就变成了政治问题；同时，由于科学技术成为隐形意识形态，政治问题就变成了技术问题。这样，在社会制度结构在重新政治化的同时，也就要求对大众实行非政治化。然而，技术问题涉及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政治问题涉及的是人与人的关系。那么，把政治问题变为技术问题的目的，就是把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在人与自然关系而不管人与人关系。这样，科学技术作为隐形意识形态，就为统治合法性提供了基础。
总起来说，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对启蒙精神、工具理性、科学技术的批判具有情绪性和片面性，这是一种带有浓厚悲观主义色彩的浪漫主义文化批判，但是，这种批判是发人深省的，它实际上是对科学技术异化的批判，这对于克服技术理性的膨胀、重建人文理性，以及反思工业文明，重建人类未来文明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