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历史，最初无论在哪个国家的政治舞台上，环保都是跑龙套的。环保最终能登堂入室，是因为请了灾害这个“新闻发言人”：
美国和苏联因为农业大开发分别遭致黑风暴（新垦地和撂荒地的尘土风暴）和白风暴（咸海干涸湖盆的盐尘风暴）席卷，而日本在1950年代的经济起飞期有两个主要招牌：名列榜首的经济增长率和环境公害事件（世界八大环境公害一半发生在日本）。灾害过后这些国家的环境投资迅速增长。这些事实说明经济建设中产生的环境问题不请灾害作为新闻发言人，是没有多少听众的。
更麻烦的是对人类的所作所为，自然往往不会立即报复，而常常埋下定时炸弹。1993年南澳大利亚的老鼠泛滥成灾，当年庄稼几近绝收。这个灾难的祸根是多年来为“要扫除一切害人虫”滥施农药，以致鼠类天敌也被扫光。这种“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的灾害已经成为环境问题的主要表达方式。从生态学上来说，因为人的破坏而造成的不完整和食物链有缺陷的生态系统，在人类的勉力维持下，如果处于风调雨顺的正常状态，也许不会发生问题。如果气候等外界扰动条件过大，食物链中的关键因子就会造成整个食物链乃至生态系统的灾难，甚至使这一地区整个生态系统崩溃。人也许可以用非自然的方式来暂时度过这场灾难，但是灾难的基础还在，外界扰动发生后灾难随时可能再现。这些灾害替环境向人类表明了态度：前人砍树，后人遭殃。德国森林遭遇酸雨、中国1998年的大洪灾等等都是类似的例子。上帝不做无用功，大自然存在的只能是没有缺陷的生态系统。有一些本来很稳定的原生生态系统，是因为人类不恰当的开发方式，将生态系统的有机联系和相互制约卡断造成的。这种影响不像美国黑风暴和苏联白风暴那样是立等可见的，因此很难及时发现，人们只能付出灾难的代价才看出问题，才懂得开发方式的弊端。例如，传染病的肆虐也是自然环境报复常用的定时炸弹。近些年来，全球传染病分布区的扩展趋势引人关注，病毒隔种跨越危害人类的案例屡见不鲜。其中导致千人以上感染的大规模疫情有：被认为是由于非洲农民喝猴血吃猴肉而传染开来的艾滋病、埃博拉病毒热，因食用毛蚶引发的上海甲肝大爆发事件，因食用鼠类而在委内瑞拉和巴西扩散的出血热，马来西亚因接触狐蝠而引发的尼巴病毒脑炎等。另外，一些“传统”传染病也死灰复燃，例如1994年鼠疫在印度的大爆发，我国长江下游的血吸虫疫情等。人们往往将这种灾害原因归于抗生素类药品的广泛使用所导致的细菌抗药性、第三世界国家贫穷导致的营养不良和世界范围内空前规模的人口流动、不寻常的气候条件等，但细究根子还是要找到先前的环境破坏行为上：生态环境急剧变化，环境污染不断加剧及相因相伴的全球气候变暖，加上破坏动植物栖息地及滥食野生动物等，使动物体内致病微生物蔓延，这些自然环境到生活环境的诸般变化在一定的条件下就会积累为传染病爆发的诱因，2003年可能是因为食用果子狸导致的非典病毒扩散就是自然的一次“经典”报复。
灾害的增加在20世纪体制上和经济上都天翻地覆的中国表现得最明显。从1950年代以来，中国整个的自然灾害的发生频率是增加的，受灾的面积是明显提高的：在1950年代出现中灾以上的频率大约是12.5％，到了1960年代大约是42.9％，1970年代达到80％，1980年代达到70％，1990年代几乎达到100％，从受灾面积来看，1950年代大体是每年平均2500万公顷，成灾面积大概是1004万公顷，到了1990年代，受灾面积就高达几乎5000万公顷，几乎相当于1990年代的两倍，成灾面积达到2500万公顷，相当于1950年代的2.5倍。在1950年代我国平均每年因灾害粮食减产大约是380万吨，相当于当年粮食总产量的2.1％，到了1990年代，我们的粮食因为灾害减产大约已经达到了2300万吨/年，已经远远高于1980年代，占粮食总产大约是5%。中国这块土地百年来并无太大的地质和气象变化，这种灾害频度和烈度的显著上升与人类生产力的迅速提高有密切关系。痛定思痛，可以发现许多灾害不是天灾而是人祸。对自然要自然，本是天经地义的事，总想天翻地覆，难免就天有不测风云，要遭天诛地灭了。
日本、美国这样的经济动物拥挤的国家，都是在灾害后才痛定思痛，珍惜自己的环境的。但他们对别国的环境，对世界的环境，不但仍保持着强硬的不管他人瓦上霜的态度，而且还以利益为饵，向邻居大洒门前雪，从资源和环境两个方面加害世界。而发展中国家在加入WTO进入全球分工体系后能分到的，不会是低资源消耗和高知识附加值的环节，如果为了短期的增长速度，难免不会饮鸩止渴。而且传统现代化之路以先污染后治理为代价，以高污染、高消耗为特征。而产业结构层次较低的发展中国家，不仅有这两高，还有两低，就是低的产品附加值和低的资源生产率，这样，为发展付出的环境代价更大。如果我们不加防范，为了发展而不顾生态环境，就可能引虎入室。在巴西的快速发展时期，政府曾经将所谓“环保偏好者”在环境问题上兜圈子定义为使人分散对经济增长的注意力的恐怖行为。在这种论调的主宰和跨国公司的指挥下，巴西在三十年间损失了20%的热带雨林。幸好，环保“狐假虎威”，借助环境灾害提出了警告，才使灾害这只被人养大的虎没有过于肆虐。但已经造成的后果也够麻烦了：乱砍滥伐，对巴西的不少新垦地来说意味着经常性的旱涝无收，对地球来说则意味着典型性肺炎——这块热带雨林的减少是地球大气圈中的CO含量显著升高的重要原因。
尽管有多难兴邦的说法，但从逻辑上多灾多难不是一个国家发展的必要条件。环境灾害不是发展的催化剂，只是发展的一面镜鉴，如果只是为了让人看见自己的愚蠢，灾害让人交的学费未免过于昂贵。但现实就是这样，单环保是难登大雅之堂的，环保在现在的社会环境下，只能依靠灾害作为警醒大众的发言人，因为人类不吃这一堑，是不会长这一智的。但愿还有足够的环境容量，因为这是我们唯一的后悔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