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 年第4 期《民主与科学》顾肃的文章说，“五四”运动的精髓是民主主义、科学理性和崇尚自由的精神，“五四”新文化运动在这三个方面的意义是：

一， 新文化的精神实质是民主与科学。

直到今天，这项建立民主政治的任务仍然还有待国人的努力。我们已经认识到，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之外，还需要政治文明作为其保证，而其核心内容即是民主政治。

顾文说，民主并不是空洞的口号，人们通常认为民主至少具有三大经验特征：一、定期举行公共权力机构首脑的选举，其结果可实质性（而不是表面上）改变政策及其制订者；二、采用普选方式，即公民一人一票进行的选举；三、保障对选举过程具有实质意义的公民自由权利。这三者缺一不可。其一是统治者是否遵循人民的意志，不在于其口头上的宣示，而在于在制度上是否允许人民通过真正的不定期的选举来表达自己的意志。而且，真正的选举必须是有竞争者的选举，是不同观点间的竞争，因而使得选举的结果能够改变政策及其制订者。其二是一个国家如果出于道德或其他的理由而否定了相当数量的公民参与选举的权利，比如不允许少数民族和妇女参与选举，则算不上政治民主制度。其三是民主制度区别于简单的多数统治制度之点。少数人的权利有可能在这种滥用的多数选票中遭受侵犯。因而宪政主义的历史发展提出了保护少数人权利的问题，宪法和法律必须防止一个社会以多数人的名义随意干涉和侵害少数人权利，在像个人信仰、言论自由和选择生活方式等方面，真正的民主制度设定了不予多数决定的界限，以防止苏格拉底之死这样的悲剧重演。

二，坚持科学理性精神，是“五四”精神遗产的又一重要内容。

顾文说，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我们没有遵从自然和社会的客观规律办事，而是凭主观热情，有时甚至是唯意志主义盛行，全然不顾客观现实。

虽然我们已经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但仍然可以看到大量形式主义和违反科学的东西。天天刮风，今天刮这阵风（比如建立开发区），明天风向一变，一切都变。唯上唯书不唯实的习气已经溶化在一些人的血液中，成为可以遗传的基因。即使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今天，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大量充满水分的报告和统计数字。长官意志和违反实际的决策仍然在一定程度上白白地浪费社会资源。一些改革措施和公共工程项目仍然是在未经专家充分的可行性论证、广泛征求社会有关人士意见和多方辩论的情况下仓促上马的，因而在启动之后，朝令夕改，人们所戏称的“拍脑袋、拍胸脯、拍屁股”的“三拍”决策方式，在今天仍然并不罕见，导致大量严重浪费和低质量的工程。一些进入政府领导机构的科学技术专家，由于政治体制上的官僚主义习气的影响，也渐渐地染上了只凭长官主观意志，听不得不同意见，不尊重其他专业人士的恶习。

三， 新文化运动坚持个性解放，鼓励思想创新。

胡适特别强调注意社会对个人的摧残，包括个人与世俗之间那种人为的迷信所导致的无数压制个性的“公论”：故社会最大的罪恶莫过于摧折人的个性，不使他自由发展。胡适强调个体性的重要性，认为其特征有两种：“一是独立思想，不肯把别人的耳朵当耳朵，不肯把别人的眼睛当眼睛，不肯把别人的脑力当自己的脑力；二是个人对于自己思想信仰的结果要负完全责任，不怕权威，不怕监禁杀身，只认得真理，不认得个人的利害。”为了保障人的个性和思想创新性，有必要克服将改造个人与改造社会截然两分的倾向，因为“个人是社会上无数势力造成的。改造社会须从改造这些造成社会，造成个人的种种势力做起。改造社会即是改造个人”。

顾文说，新文化运动是解放个性的启蒙运动，个人话语曾经得到较充分的表现，但当时及后来在救国主义和传统的深层思维的限制之下，个人话语渐渐被淹没在集体话语体系中，或者被重新建立起来的新文化霸权所取代。在经济市场化和社会高度功利化的今天，人文社会科学专业的知识分子大多热衷于“创收”，无心于自己社会批判和理性思考的天职，鲜见有人认真地思索中国社会进步的长远计划、根本方略和具体方案，并致力于重建失落了的人文精神和真正的科学精神。

顾文说，法治国家、政治民主最终都落实到人的权利这一点上，否则便缺乏逻辑的一致性。在社会体制层面，尊重人的权利已经成为超国界的普遍的国际准则。市场经济的基础是进行平等交换的公民权利，我国在市场经济的改革以后日益尊重人权，正在深入开展的法治化进程都是为了捍卫公民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