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如制定了关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政策和法规体系，设立了一系列历史文化保护区、历史文化名城，加大了对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投入，领导干部和民众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意识显著增强。然而，另一方面，无庸讳言的是，1970年代末以来，在规模空前的城市化、现代化浪潮中，历史文物、古建筑和古城风貌的毁坏也是十分严重的。针对中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方面存在的问题，有专家指出，“我们正处在一个‘危险期’之中”。这一判断，无疑是有坚强而合理的根据的，应引起领导干部和群众的高度重视。
第一，中国正处于一个经济迅猛发展，现代化、城市化日新月异的时期，中国的基础设施、生活设施等方面建设的规模和速度都是空前的，在这个时期，往往容易忽视对城市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比如，中国历史文化古城中需要保护的地方，由于年代久远等因素，大多房屋破旧，基础设施不全，环境亟待改善。居民有迫切要求，政府自然会感到压力。在资金不足的情况下，许多城市采取了“破坏性开发”的方法，全部拆光另建楼房，这样，历史街区就会面临着逐渐消失的危险。
第二，欧美国家的过去和中国的今天一样，也经受过现代化的冲击，但其许多历史文化遗产得以保留下来，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政府官员和市民大众强烈的保护意识、参与意识。如冯骥才所说，在五六十年代，高楼大厦要在巴黎市中心立足，成群的汽车都想在老城区内冲开宽阔的大道。老城区街道狭窄，房子设施陈旧，从实用的角度完全有理由予以拆除。这些理由被房地产商们叫嚷得最凶。当巴黎的民居面临即将毁灭的厄难时，巴黎人挺身而出，在报上写文章，办展览，成立街区保护组织，宣传他们的观点。巴黎人认为，正是这些老屋、老街，构成了“历史文化空间”。巴黎人的全部精神文化之根，都深深地扎在其中。因此，他们为保卫这空间而努力数十年。如今这些观点已经成了巴黎人的共识。巴黎已经有了清晰的民居保护区和严格的保护民居的法规。在巴黎，官员们为了赢得选民们的票数，也要大唱保护主义的高调，取悦于选民。在欧美国家，正是市民大众的强烈的保护意愿和自发的保护行动推动了政府的保护工作。而在中国，对历史文化遗产的珍视和保护，无疑仍未成为广泛的社会共识。中国具有五千年有文字记载和可考证的文明史，地上地下遗存的文物古迹、文化宝藏十分丰富，民间的古建筑也很多。由于多，人们司空见惯，在教育不够、管理不严的条件下，人们往往不珍惜这些东西，就会有破坏历史文化遗产的举措。如鲁迅在《论雷峰塔的倒塌》中所说，在他年轻的时候，美丽的雷峰塔还好好矗立在西子湖畔，可是后来却传来消息，美丽的雷峰塔倒掉了。原来西湖附近的农民有一种迷信，认为雷峰塔的砖可以避邪，因此便有一些人去偷雷峰塔上的砖，这样今天你偷一块，明天他偷一块，久而久之，这座塔就倒下了。其实，雷峰塔的倒塌不仅由于人们的迷信，而且也由于人们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意识的淡薄。在今天的中国，由少数专家和有识之士所倡导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活动仍远未获得广泛的社会共识和社会支持。即使是某些领导者对历史文化遗产的价值也未有充分的认识。比如，有些人对于历史文化遗产的认识仍停留在“文化搭台，经济唱戏”那种糊涂愚昧的阶段，仅仅将之当成是吸引游客的摇钱树。另有相当一些人，则把保护历史环境看成是经济发展的障碍，因而不愿以积极的态度将保护纳入地方建设的规划中。还有一些人则热衷于营造假古董而拆掉真古董。认识上的偏差，必然会导致决策上的失误，致使保护为开发让路的事件层出不穷，一些有价值的文物建筑、历史街区等文化遗产遭到人为的破坏。
第三，保护历史文化名城和追求经济效率往往会发生矛盾。市场经济的立命根基，便是经济主体对于利益最大化的追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往往会注重于具有市场价值、能够给自身带来可观利润的东西，而忽视那些无市场价值或缺乏赚钱效应的东西。因此，当眼前的经济效益与历史文化的保护难以兼顾时，人们往往会舍弃后者而追逐前者。比如，中国的历史文化古城大多位于现今的城市中心部位，土地的有偿使用使地价寸土寸金，在这里改变用地功能或增加建筑密度可以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是开发商生财、敛财的好地方，这种情况下的旧城改造自然追求高密度、高容积率，而很难兼顾保护的要求。
第四，与欧美国家相比，中国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还面临着特殊的技术上的困难。欧美的古建筑基本上以石为材，而中国的古建筑则大多以土木为材。从历史上赫赫有名的秦之阿房宫、汉之未央宫、唐之大明宫、明清之北京紫禁城到名不见传的寻常百姓“家”，从刘禹锡笔下的“陋室”、为秋风所破的杜甫草堂到欧阳修的“醉翁亭”以及《红楼梦》大观园的亭台楼阁、厅堂庑榭，一律都是土木造就的“世界”。土木建筑是中国古建筑文化的物质主体，石材或其他材料的建筑，仅偶一为之。土木之材具有韧性、加工灵便、组合方便等优点，但土木之材容易因水、火、虫等因素而毁坏，这就给中国的土木古建筑等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带来了难题。
在上述情势下，与欧美国家相比，中国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无疑会遇到更多的困难。中国的历史文化遗产确确实实还处于“危险期”中。这无疑是值得领导干部和民众高度正视的。
贵州水族的文字“水书”也是世界上至今仍在使用的象形文字，有极高的文物和文献价值，目前至少还有6000至8000册水书散落民间。贵州省正采取奖励捐赠和出资购买等方式，对水书原件进行抢救性征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