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这个词汇在八十多年的频繁使用中，已成为一个具有固定意义的类概念，并在它周围聚集了一系列的子话语，形成文化意义上的“五四”话语群，凝结并积淀了中国人特定的心理、情感、观念和意识。直至今天,“五四”仍然是当今中国文化大话语符号，而且也是整个中国文化史的一个重要话语符号。

首先，从五四的产生来看，其背景话语是“积贫积弱”“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引导话语即“二十一条”,它们给五四定下了本体性的话语内涵：落后就要受欺辱，“落后就要挨打”,这成为中华民族“百年情结”，其初始伏笔可以追溯到鸦片战争，到“五四”时期，则已逐渐成为鲜明的显意识。文革之后国门打开，我们发现自己又大大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近年来，国际时局更加动荡，就愈加强化了在整个地球村中，谁落后谁挨打的意识。中国虽然发展了，但仍未真正强大到足以令国人安心的境地。由此，“五四”在行为、目的上，它的话语语意就意味着“强国梦”，渴望为民族的安全生存而摆脱落后挨打的局面。

其次，五四话语从它一产生就带有浓重的政治色彩，并且以“五四精神”为符号表达了一系列的新的思想观念，成为比较固定的、代表了五四内质的子话语，如“爱国、进步、民主、科学”、“反殖民地反封建”、“打倒孔家店”、“吃人的礼”（《 狂人日记》）“男女平等”、“个性解放”、“婚姻自由”(《伤逝》)等反传统的观念， 这一系列子话语如果归纳起来主要内涵有：１、封建文化是个人和民族不幸的根源，也是落后挨打的原因。２、西方文化是幸福的希望，科技是救国之本。由之形成“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教育救国”、“科技救国”等口号，而且八十多年来，千千万万个知识分子都是以此为自己的天职，似乎一切活动都在这些意义早已划定的范围内展开。

其三，从中国文化史上看，中国经历了辉煌的古代，惨痛的近代，反思和寻找出路的现当代。“五四”产生于中国近现代交替动荡的社会转型期，客观上就确定了它在文化史上具有“转折性”的话语内涵，它标志着中国人要摆脱被奴役、被瓜分、被掠夺的惨痛的境遇，郭沫若“凤凰涅ꔤ”是这种渴望转型、更生、新生的表现与追求。当时的知识分子一面仍沉醉于“大中华”灿烂的古老文明迷梦中，一面又眼睁睁地看着被他们认为野蛮的、文明历史短浅的倭寇、洋鬼子等等一再地将自己打败。他们只得寻找原因、反思传统、被迫转型到背叛自己祖先的文化，去学习敌手的文化以争取民族群体的生存。所以，这种“转型性”，夹杂着民族知识分子内心深处的辛酸与苦涩，是残酷的，也是悲剧性的，是卧薪尝胆的期望与“大丈夫式”的忍辱负重，以及茫然无措的苦楚，构成现代中国知识分子阶层的特有心态。

其四，在形式上，五四的表现方式话语有三个系列：一者，理论方法上要么“全盘西化”，要么“中西结合的宁罄儿”（闻一多），或是辜鸿铭式的绝对崇古，这种争执延续到今天，则有南怀瑾式的“去除酒店小伙计掺的水，恢复孔子原味老酒”以及“新儒家”等争论。二者，以激荡的运动形式出现，如：“新文化运动”及其白话文运动，新诗文明戏等新文学体裁，以及简化汉字、甚至是以主张汉字拼音化的方式出现。三者，是由新观念而形成了一些新的生活方式，如教育上的男女同堂接受西式教育、倡导自由婚姻、妇女解放（反四权的《祝福》）、彰显反封建的个性解放（如《家》《春》《秋》）等。

其五，“五四”的另一系列子话语就是以“北大”为核心代表的中国高等学府的教师及青年学生的思想风貌和学生运动的象征意义，他们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文人情结”的延续。中国文人总是以夕日汉唐强大帝国的后人而自豪，同时又以近代中国的屈辱为刻骨的悲愤，不是寻求恃强凌弱，而是期求和争取国家民族之间的自尊、平等、温良敦厚的君子氛围。文人们不仅把知识文化看成是自己安身立命之根本，也看成是国家民族强大之根本，“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不仅是一句口号，更是担承国家民族命运的天职。北大由于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而逐渐成为中国近代以来中国高等学府的核心，成为凝聚文人心灵的圣地，成为新时代中国知识分子爱国话语符号，成为传统文化中“爱国”情怀的话语符号。细究起来，可以有几点：北大作为“五四”新文化的策源地，有几个含义，一者，大学校的场地是新思想的发动机，“新青年”的聚集地，所以“五四”变为北大校庆日、操场名称，也似乎成为北大的符号。二者，校园内的教师群体以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胡适、鲁迅、刘半农等人物为新思想者的典范，他们作为学者、艺术家、 教育家及政治家的集合概念，已将“五四”精神渗透、弥漫到今天的整个中国文化之中，而成为一种文化符号。三者，以学生乃至青年为代表的群体，成为“新青年”“爱国运动”“学生运动”等词的内在含义，他们是“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是民族未来的希望。总之，由“五四”到北大引出的一系列话语是中国新时代知识分子的群体话语，以科学、民主、进步、自由、平等为内涵，以爱国、兴国、强国为根本目的。

其六，经历八十多年对传统与西方的反叛、模仿、探索、创新与冷静的反思，加上西方文化自身的变化，今天的中国人对“五四”内涵的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态度显得趋于成熟和稳重，学者们摆脱了当年的简单化与偏激性以及空洞形式化的毛病，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及新一轮的民族生存竞争的今天，“五四”意味着对更加完整、系统的西方科技与文化思想的引进，并与中国传统文化中“整体和谐”的思想观念融合，形成可持续性发展的、底蕴深厚的“文化力”，并以此实现摆脱落后，实现强国富民、振兴民族的理想。

总之，“五四”，在它最初产生时，也许并没有这么深厚广博的话语意义，但由于它产生的特定时代，使它代表了中华民族百年情结的心声，在近百年全民族的渴望与追求中，它不断被提起，由之其内涵不断加深加厚加宽广，成为当今一个文化的话语符号，认识它，可以认识我们的民族百年历程，把握中国的现代文化和当代文化，使我们今天身处歌舞升平的青年一代，认识到摆脱民族的生存困境仍然是自己的天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