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贫日记（二）
在西盟佤族自治县的岳宋乡有一个叫木古坝的山寨，经常会遇到这样有趣的情况：你问一个人多少岁了，他回答说25岁，坐在旁边的另一个村民会纠正说：不对吧，你好像40岁了。在这里有丰富的水资源，有好的梯田，日照也非常充足，但这里的水稻亩产不到300斤，村民严重缺粮。乐施会来到这里，带来了新种子和新技术，一点一滴地协助村民改变望天收的习惯，粮食的单产最高达到了1300斤。在社区发展委员会的指导下，5斤种子（40元钱），可以解决一家人的吃饭问题。这里的茶叶是绝对的绿色产品，可是1斤茶叶只卖到2元钱，如果拿到城市卖，绝对可以卖到50元以上。木古坝的1斤茶叶在城里可以换到10斤杂交稻种子，城里的1斤杂交稻种子在木古坝却能换到8斤茶叶。没有亲身的体念，怎么理解财富的空间差异是如此之大啊！
生活在古泥盆的傈僳族是我到过的几十个少数民族中最慷慨的民族，他们依然过着狩猎生活，当他们捕到猎物时，他们会与周围所有的人们（包括异族）分享他们的食物和快乐；傈僳族也是我到过的所有民族中最贫困的民族，由于森林的锐减，狩猎的收获大不如从前，傈僳族的人们靠狩猎已经根本不可能维持生存了，加上他们的慷慨而不储存食物（没有计划性），挨饿对他们来说是家常便饭的事情；傈僳族更是我到过的所有民族中最坚强、最要面子、最相信天意的民族。傈僳族人从不到政府领取救济，宁可饿死也不向他人伸手（包括政府），他们从不把贫困的责任推向任何人，他们认为自己的贫困是天意。当然，傈僳族并不拒绝他人的帮助，他们拥有财富也会毫不吝啬地和他人分享并乐于帮助他人。在傈僳族人看来，人和世间的万物都是上苍的产物，都必须听从上苍的安排而按照一定的次序生存。动物和植物是上苍安排给人类的食物（财富），食物（财富）是天下人的食物（财富），任何人都没有权利将天下人的食物（财富）占为己有。
云南有26个民族，有26种文化；云南有多样的生态，多样的物种。在云南美丽的崇山峻岭之中，你一路走下来，从香格里拉到苍山洱海，从母系社会摇篮的泸沽湖到纳西文化中心的丽江古城，从澜沧江到湄公河，从四季如春的高原滇池到西南边陲的西双版纳热带雨林，哪里不是世界级的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呢？谁能说云南不是富有的呢？可是，就是在云南，却有国家级贫困县73个。年收入在860元以下的人口有764万，其中年收入在625元以下的占286万人。有240万人居住在草房和岩洞里。云南有26个边境县，有4000多公里的国境线，有15个少数民族跨境而居，他们不种大烟，守着贫困，因为他们认同自己是中国公民，他们必须遵守中国的法律。身处云南，我常常觉得云南的富有和云南的贫困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云南的富有何尝不是少数民族对大自然和历史文化的爱惜而克己的结果呢？云南73个县的人民的贫困，何尝不是他们为了云南的富有而付出的代价呢？其实，云南的富有又何止仅是云南人的富有，云南的富有真正是中国人的、属于天下人的。但73个县的贫困却是764万云南人的贫困。
按照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云南73个贫困县的同胞要在2020年达到小康（人均8000元年收入），其人均收入每年要递增近400元，这是一个多么艰巨的任务啊！也许这个目标在经济学家的眼里是天方夜谭！穷人的贫困岂能只属于穷人，只要社会承担起相应的责任，也许实现这个目标算不了什么难事。
乐施会扶贫的地方，都是云南贫困县中最贫困的少数民族寨子。在我所介绍的象图乡和岳宋乡，当地农民修1公里4至5米宽的沙石路只需要7到8万元人民币。修了公路他们的一只羊就可以多卖250元，一斤茶叶就可以多卖20多元，谁说他们就不能同我们一样的富有呢？在北京上海深圳这样的大城市修1公里地铁需要数亿人民币，修1公里磁悬浮铁路需要数十亿人民币。假如大城市少修1公里地铁，我们的贫困山区就可以多修4至5米宽的沙石公路1万多公里，假如大城市少修1公里的磁悬浮铁路，我们的贫困山区就可以多修十几万公里的沙石公路。有人会说，城里的路修了以后回报很高，有人愿意投资，你管得着嘛？我知道城里修磁悬浮铁路还有好多理由，要城里少修铁路是不可能的。云南出了几个李嘉廷式的人物，每一个省都有，少一个李嘉廷就可以多修数千公里的沙石路啊！在我所到的贫困寨子，修一个砖瓦结构的80平方米的民居，大约需要8000元。8000元只是北京上海深圳房屋的1平方米的价格啊！北京上海深圳空置着数百万平方米的房子，而在中国贫困地区却有数百万的穷人居住在茅草房和岩洞里。在北京上海深圳人们养只狗要花费数千元，这些城市养着数百万只狗，在贫困的地区供一个学生初中毕业所需要的学费4000至5000元，在我所到的贫困地区初中毕业的比例不到10％，中国有数百万的贫困孩子上不了学啊！我以前在乡里当书记的时候，每年招待客人的烟就是好几万，一包烟就是20、30元，这一包烟的钱就可以解决一户人家的杂交稻种子，就可以解决一户穷人的几乎一个月的吃饭啊!在城市和发达地方的人，你一年洗头的钱、洗脚的钱就可以使一个或几个穷人变得不再贫困！反贫困需要唤起全社会的责任，需要全社会的参与。
人们也许会习惯地认为贫困的人自身应该负有主要责任。或许是。但我接触多了贫困的人们后，觉得不完全是。在大满山红的白族和傈僳族山寨，十几年前，那里还是原始森林，砍伐下来两人都合不拢的树墩现在还满山清晰可见。白族和傈僳族人在山里生活了千百年，但砍伐他们世世代代居住的山上的原始森林却没有给他们任何补偿，靠捕猎为生的傈僳族人失去了生存的环境，靠放牧和农耕的白族人不得不重新修造梯田。当山上的泥土流向三江的时候，我们想起了山上应该种树，当地人民好不容易开垦的梯田要“退耕还林”，补偿他们8年的口粮就了事。砍树和还林都是政府说了算。要是你生活在其中，又能够怎样呢？
在城市和相对发达的地方，路、水、电、电话、学校、医院等都可能是国家投资修建的，人们无偿地享受着，但是阳光何时照到那些边远贫困地方的人们呢？假如我们生活在没有路、电、水、电话、医院、学校的地方，也许付出千百倍的成本和艰辛却难以获现在的成功。也许有人会说，他们为什么不出来呢？是的，我见到的贫困地区的人们很多都想出来，也有很多人出来过。有一个叫扎约的孩子读了高中，家里为他读书欠了近一万元的债，要知道，在人均年收入600元的贫困山区，一个家庭欠10000元的债靠家庭的农业收入是永远也还不清的。扎约读了书，能说公话（汉话），终于走出大山到一个城市打工，可是工厂每月开的工资才400元，扎约打工已经9年了，家里的欠债还有2000多。扎约30了，没有娶媳妇，他说还完了债再考虑娶媳妇的事。由于压抑和工作长期处于超时状态，扎约的身体很差，他说，再干5年等还完了债、手头有2000元的积蓄后就回家，再不出来打工了。人人都说教育能改变人的命运，扎约小的时候父母支付了教育的成本，年轻力壮的时候出来打工，把他最黄金的时间奉献给了城市，快40岁的时候，带着一身的病痛不得不回到那个贫困的大山。教育改变了什么呢？教育的成本由贫困的地区支付，发达的地区得到了好处。扎约的父母付出了，扎约付出了，但他们得到了什么呢？面对他们的挣扎，我想不出他们错在哪里！我走近那些穷人、接触了他们后，真诚地敬佩他们，深深地感到这个社会是欠他们的，对他们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