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鲁文化是特定历史时期、特定范围的地域文化。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繁荣的第一个高峰期，是一个呼唤历史文化巨人和历史文化巨人辈出的伟大时代。这些历史文化巨人基本都集中于当时的齐鲁两国，其思想理论成果不仅全面继承了此前三千年中国社会的文明文化成就，而且成为此后两千多年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和源头。从这个意义上说，齐鲁文化虽然不能等同于中国传统文化，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源头在齐鲁文化，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主体出自于齐鲁文化。

齐文化、鲁文化与齐鲁文化体系

齐文化、鲁文化是从同一条母根上孕育成长起来的两枝风格迥异的文化奇葩。齐文化理论驳杂，各具特色；从姜尚、管仲、晏婴、孙子到黄老刑名、阴阳诸家，并无一个清晰的思想传承体系；而鲁文化中的孔子、墨子、子思、孟子、荀子等代表人物，其思想观点虽各有异,却有着一以贯之的基本理路（孟子、荀子是齐文化中人，但为儒学中坚，似仍可视为鲁文化的继承发展者）。如果把齐文化和鲁文化放在中国五千年的传统文化之中去审视、去分析、去比较，就会发现，看似内质差异巨大甚至许多学说观点针锋相对的齐文化和鲁文化，其实在更深层次上却是相似相通的，同属一个文化体系。

文化体系，指的是若干有着大体一致的价值目标和实践目的的思想文化成果相互联结而构成的一个整体。齐文化和鲁文化正是这样一个整体，其内容要旨可大致归纳如下：

“王政”与“霸道”——对立统一的政治理想。 “道”， 即以仁义为内核、礼乐为形式的“王政”或者“王道”，是孔子理想中的社会政治模式。齐鲁两国由于治国理念，文化传承和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在“道”的文化取向上也呈现出不问的特色。刘向《说苑·政理篇》曰：齐“博贤者先疏后亲，先义后仁也，此霸者之迹也”；鲁“亲亲者先内后外，先仁后义也，此王者之迹也”。“故鲁有王迹者仁厚也，齐有霸迹者武政也。” 意思是说，齐、鲁两国在讲仁讲义讲亲亲讲尊贤的根本问题上是一致的，只是由于内外先后之别而导致了不同的结果，即鲁国的王者之迹，齐国的霸业武功。齐国成就了霸者之业，但并未脱离“王道”、“王政”的规范，其霸业武功（包括其文化）实属“王道”、“王政”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只需进一步采用鲁国的政治理念和礼乐规范，即可达到理想境界。鲁国虽有“王者之迹”（即周礼），但缺少齐国的尊贤尚功，因此也未能成就霸业，达到孔子所理想的“王政”、“王道”。可见，代表齐文化的“霸道”与代表鲁文化的“王政”，二者既是矛盾的、对立的，又是内在统一的、递进的。正如孔子所云：“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论语·雍也》）。到了汉代，齐鲁文化合流融合，王霸之道同时被“汉家制度”吸收兼容，则从实践上为齐鲁文化可以整合为一个有着内在关联的文化体系做出了佐证。

“同归于正”——一互融互补的本质特征。春秋乱世，齐鲁两国思想家百家争鸣，各抒己见，其根本出发点是一致的，这就是实现国家的统一、政治的清明、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的安居乐业。司马谈评论六家要指时指出：“《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史记·太史公自序》）《索隐》案：“六家同归于正，然所从之道殊途。” 这就是说，六家理论虽然各成一派，纷争不已，但都是经世治国之说。合六家之长，去六家之短，就可以形成一个完整的治国之道。司马谈所论的六家，基本都出于齐、鲁两国，因此这也是对齐鲁文化中诸家学派核心理论和诸子学说的概括与总结。其中一句“务为治者也”，既准确地揭示出诸子百家学说契合社会现实、服务社会现实的本质特征，同时也准确地揭示出齐鲁文化 “百虑而一致，殊途而同归”、“同归于正”的发展走向和演变规律。因此，不论齐鲁文化中各家各派的思想理论存在多么大的差异，其学理和论说仍在经世致用的大目标下相辅相成，共存于同一个文化体系之中，并成为汉代大一统社会政治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

把齐鲁文化视为一个文化体系，从新的视角来观察齐鲁文化，有利于把齐鲁文化与同时期其他地域文化进行比较研究，深刻认识齐鲁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源头和重要组成部分，及其在中国社会发展史和文化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推动我国传统文化的研究。

齐鲁文化的时代特征

齐鲁文化是春秋战国时期与时俱进的先进文化。它符合当时和此后相当长历史时期中国社会的实际，是推动中国社会繁荣发展的强大力量。它所蕴含的超越历史、超越民族、超越国家的思想文化精华，对当代中国乃至当代世界的发展进步仍将发挥积极的作用。齐鲁文化与时俱进的先进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紧密契合社会现实的理论创新意识。齐鲁文化的思想家们从当时的社会现实出发，大胆标新立异，致力于理论创新。他们进行理论建构的最基本的趋向（即“形上学”层面），可以概括为对天道、人道和天人关系的探索。其中最杰出的代表为孔子和老子。孔子最伟大的贡献，是继承了西周以来特别是春秋时期民本主义思潮的思想精华，并在此基础上确立了人的主体性地位，创建了关于 “仁”的学说。虽然他对天道学说（大致可概括为“义理之天”）和天人关系学说阐述不多，但他在发现人的本质基础上建立的伦理道德学说和在社会政治理论领域建立的 “礼乐之治”（或曰“王政”）学说，不仅成为儒家学派基本理论的滥觞，而且经其后学尤其是孟子、荀子发展充实后，到汉代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大一统社会政治理论和文化制度的主干。孔子和儒家学说之所以被历代统治者所推崇，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它在深层次上契合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实际。老子是齐鲁文化圈外学说体系最为完整的文化巨人，其思想理论对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他长于天道（“自然之天”），在人道方面强凋“无为” 实“无不为”，在天人关系方面要求人应顺应大道。老子学说博大精深，但落脚点仍在人道，究其根底是一种治国理民之术，因此有人将老子学说称为老子版的“内圣外王”之说。孔学“迂阔”，老子“空远”，与社会现实的关系尚且如此紧密，其他如管仲、晏子、孙子、墨子和稷下诸先生的学说理论与社会现实的关系就更勿详论了。

二是俯仰天地的人文情怀。发现人、尊重人、爱护人、关心人的身心内外、人的地位、人的发展，研究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政治法律的关系、天人关系，是齐鲁文化中各类思想家理论学说的基本出发点和终极目标。当然，他们当时对人的论述，还没有达到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所主张的人的思想自由和个性解放的高度，也没有像欧洲启蒙运动中的思想家们那样讨论人的权利，更不可能像马克思那样科学地揭示人性和人的本质。但是早在两千多年以前，他们就能够自觉地确立人在世界的主体地位，珍视人的生命，关注人的生活，同情人的命运，注重发挥人的作用，培养人的健康人格，并以人为中心建立各自的理论学说，实在是难能可贵的。这些关于人的理性思考，在当时以及其后相当长一个时期内，占据着世界各文明国家有关文化理论的制高点。尽管受历史的局限，特别是受秦汉以后大一统专制政治制度和文化制度的制约，齐鲁思想家们所论述同情的“人”一旦进入社会政治制度领域，就会备受搓揉挤压，就会被大大矮化，但是贯穿齐鲁文化的人文情怀的光辉，依然超越时代照耀后世。

三是奋发有为的积极进取精神。齐鲁思想家尤其是儒学思想家们，在论述“人”时一个最鲜明的特征就是主张教育人、培养人，使人“成人”，养成积极入世、自强不息、奋发有为的进取精神。所谓“内圣外王”，所谓“修、齐、治、平”，讲的都是人只要经过自身努力，养成健康的人格，就有可能成为君子、贤人、圣人、尧舜，就有可能“学而优则仕”，建功立业，治国平天下。《易》之“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以天道喻人道，鼓励人积极进取，奋发有为。孔子曰“成仁”，孟子论“取义”、“大丈夫”、“浩然正气”，至今读来仍令人回肠荡气。儒家学说是积极入世的学说，积极入世的人是与社会、与家国天下联系在一起的。因此，个人的奋发进取必须以“利他”为出发点，融入集体和国家的价值目标之中，即要有拯世救民的博大胸怀，要有“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高尚德操，要有为国家和民族不惜抛弃一切的牺牲精神……这些思想观点，不仅是齐鲁文化先进性的体现，而且作为我们伟大民族精神的重要内容，激励着世世代代的中国人为维护国家民族的利益而前赴后继、奋斗不止。这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来历经劫难仍生生不息、兴旺发达的精神之源，是今天我们应当倍加珍惜和大力继承弘扬的宝贵精神财富。

四是经世致用的学术特点。宋人张载说，儒家知识分子的最高境界和最远大的目标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用这句名言来表述春秋战国时期齐鲁思想家们的宏图大志，是最为合适的。他们直面时代课题，一旦登上社会历史这个大舞台，就以拯救天下为己任的宽广胸怀和囊括天地、笑傲王侯的雄伟气概，开宗立派，创制立说，拯世救民，开创未来。他们的志趣、境界、价值指向，决定其理论学说的深度、广度和目标指向，决定其学术活动的经世致用特点。孔、孟、荀儒家一派注重理论建构，但其学被称为儒术，是经世致用的学问。管仲、晏子、孙子既是政治家军事家，又是思想家，他们的学和用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墨子及其后学不仅创建了自己的理论体系，主张兼爱、非攻、节用等等，而且身体力行，“摩顶放踵，利天下而为之”。法家、黄老刑名是社会政治领域最直接的统治术。阴阳与名家被人视为口舌之徒，但是司马谈仍认为一个“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夫也”，一个“正名实，不可不察也”（《史记·太史公自序》），也是经世致用不可缺少的理论。齐鲁思想家们既是理论的创造者，又力图成为理论的实践者。他们为了实现国家的大一统和社会的安定、人民的福祉，纷纷奔走列国，兜售自己的理论学说。这种为人为学、经世致用的学术特点，对后世中国知识分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我们肯定齐鲁文化是与时俱进的先进文化的性质，一方面是为了说明先进文化必定是源于社会现实又高于社会现实，能够解决社会时代重大课题，促进社会繁荣发展，并且随着社会进步而不断充实提高；另一方面是以史为鉴，通过对齐鲁文化性质的认识和总结，为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提供某些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