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事件之后，美国国防部实际上把持了美国外交政策的走向，从而使美国外交政策的军事化特征日益明显，这方面的事实包括：

一、美国国防部主导美国外交政策的决策权，而美国国务院却经常被边缘化。在财政拨款上，在2003财年，美国国务院和美国国际发展援助署的年度总预算仅仅占美国联邦预算的1%，而国防部获得的国防预算（3930亿美元）却相当于这一数额的近20倍。“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手中缺钱的美国国务院自然无力像财大气粗的国防部那样周游各国，许诺向它们提供数目可观的军事援助。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的抛弃“老欧洲”、拥抱“新欧洲”，“使命决定联盟”的“名言”早已在全球家喻户晓，而国务卿鲍威尔除了为美军出兵伊拉克竭力进行辩护之外，没有给人们留下太多的印象。在肯尼迪总统时期，美国在非军事方面花费其国内生产总值的1%，来提升美国在海外的影响力，这些钱被用于国务院、对外援助、联合国、信息项目等；但在目前的布什总统任内，这一数字已降至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0.2%。

在2003年3月的伊拉克战争爆发前夕，鲍威尔在联合国安理会拼命游说其它国家支持美国动武之时，拉姆斯菲尔德的20万美军已经处于“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待命状态，这使法、德、俄等国在当时得出结论说，鲍威尔不过是布什政府对伊动武之前的“遮羞布”。伊拉克战争之后初期，伊拉克的管理大权由美国国防部完全控制，即使后来上任的美国驻伊拉克最高行政长官布雷默，至今仍然需要定期向国防部，而不是美国国务院汇报工作。美国国务院目前在美国外交决策中的尴尬处境，由此可见一斑。

美国学者达纳·普瑞斯特在2003年出版的《使命：动用美军发动战争与维持和平》一书中指出，美国国防部派驻全球各个地区的司令官在海外所发挥的外交和政治作用，超过了美国国务院派出的各位大使。即使美国的那些将军和特种部队的指挥官能够开展收效良好的外交活动，并能够广交朋友，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美国在海外的存在正日益以军事力量为主，这些力量存在都被封闭在高墙和带刺的铁丝网之内。美国力量在全球的存在是以巡游于海上的航空母舰战斗群和呼啸于空中的F-16战斗机为表现形式的。在阿富汗南部，普什图农民看到的不是美国的和平援助人员，而是全副武装的美军第82空降师的大兵。在阿富汗，美国每个月用于军事行动的开支达10亿美元，而用于和平援助的开支仅为250万美元。

二、盟国关系的亲疏或是否建立联盟（伙伴）关系，几乎完全由美国能否获得军事支援或军事基地来决定。在拉姆斯菲尔德的“使命决定联盟”的“交往原则”下，阻挠美国出兵伊拉克的法国、德国和俄罗斯不但受到布什政府的谴责，而且不能参与伊拉克的战后重建；为伊拉克战争或战后重建提供军队的英国、澳大利亚和西班牙、波兰则被美国“论功行赏”。为表示对支持美国发动伊战的中东欧国家的“感激”，美国已经开始把驻欧美军从德国移师到波兰、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等国。

为了进一步增加美国在亚洲的军事存在或合作，美国在2004财年大幅度增加了对部分亚洲国家的军事援助，在中国的周边国家中，巴基斯坦获得7500万美元，菲律宾1700万美元，尼泊尔1000万美元，印度500万美元，泰国和蒙古各100万美元；在靠近中国边界的吉尔吉斯斯坦的马纳斯军事基地和塔吉克斯坦各驻扎了3000名美军；而布什政府的高官近几年来一直频繁访问越南，希望租借越南的金兰湾以建立新的军事基地。

显而易见，美国当前的外交政策更多地关注如何确保和扩大美国在全球的军事存在和前沿部署，如何获得其它国家的军事支援承诺或军事基地，在这一进程中，其外交政策的军事化自然不可避免。

三、美国国防部强化对情报部门的控制以及情报收集工作，进而左右布什政府的决策进程。迄今未能在伊拉克找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踪影的布什政府，估计一定正在为在伊战前被国防部的相关情报所误导而暗自叫苦。而直到2003年10月，国防部副部长道格拉斯·费思在递交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一份备忘录中，仍然坚称萨达姆政权与“基地”组织曾经相互勾结。

实际上，美国每年400-500亿美元的情报预算中的90%都由国防部负责分配和管理，美国所有情报部门的雇员中的90%以上的人也必须定期向五角大楼汇报工作。美国国防部最近新设立了一个负责情报的副国防部长，他负责整合由五角大楼目前管辖的8个情报机构——国防情报局、国家安全局、国家图像测绘局、国家侦察办公室等提供的数据和分析材料。但根据美国现行法律，中央情报局长，而非国防部长，才是负责管理美国的所有情报机构，并汇总和通报相关情报结论的官员。这一举措被普遍视为国防部试图增加对美国情报部门的控制权的一种努力。

拉姆斯菲尔德强烈反对那些可能弱化他对情报部门的控制权的改革提议。在2001年末，由前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布雷特·斯考克罗夫特负责的一个情报评估委员会建议把国防部下属的国家安全局、国家侦察办公室和国家图像测绘局转交给中央情报局直接管理。拉姆斯菲尔德对此暴跳如雷，并且一直设法阻止把斯考克罗夫特委员会的建议送交布什总统。

经过美国国防部“精心筛选”的情报，最终会摆在布什总统和布什政府的所有内阁成员的办公桌上。这样一来，布什总统被“萨达姆政权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萨达姆曾经从非洲获取铀”的情报所愚弄，也就在所难免。更为可怕的是，只要美国国防部存心对某个“无赖国家”使用武力，它就能够把不利于这个国家的情报送上美国外交政策决策者的办公桌，制造更多的情报误导事件以实现国防部的既定目标。

四、提升美国特种作战部队的地位，增加其参与“秘密行动”的可能性。2003年至今，拉姆斯菲尔德显著提升了美国特种作战部队司令部的地位，把它由一个“支援性司令部”（只能向其它作战司令部执行任务时提供支援），转变为一个“被支援的司令部”，即它能够谋划和实施独立的作战行动。在当前的新指挥体系下，国防部长可以直接向特种作战部队下达作战命令，而以前的指挥链却是国防部长——地区性联合司令部（如欧洲司令部）——特种作战司令部。拉姆斯菲尔德获得了对特种部队的更多的控制权，而剥夺地区性司令部对特种作战的指挥权，就会使特种部队在不考虑（或得不到提醒）可能引发的地区性连锁反应的情况下，谋求执行特种作战使命。与此同时，美国特种作战部队司令部在2004财年获得的拨款也比2003财年增加了34%，达到67亿美元。

美国法律对“秘密行动”的定义是“旨在影响海外的政治、经济或军事形势的活动。对于这些行动，美国政府不会直接出面或公开承认参与其中”。由于约束秘密行动的美国法律不够明确，动用美国特种部队来实施这些秘密行动，比动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人员要容易得多。这一现实正好合乎拉姆斯菲尔德的本意。美国国防部今后能够在未经对象国政府的允许，以及在美国国会很少的监督或根本没有监督和授权的情况下，在海外动用特种部队实施秘密行动。如果拉姆斯菲尔德的计划得以实施，在不久之后，布什政府中的鹰派就可能在美国公众毫不知情之时，根据他们所列出的清单，开始动用特种部队去攻击或破坏其它国家的政权。拉姆斯菲尔德的上述计划在扩大美国特种部队的作用的同时，无疑会进一步导致美国外交政策的军事化。

五、抛弃诸多现有的军备控制条约，试图从军事上确保美国的绝对优势和绝对安全。美国国会迄今仍拒绝批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禁止地雷公约》，布什政府正式退出了《反弹道导弹条约》（ABM），并于今年3月份部署了初步的导弹防御系统（10枚弹道导弹拦截武器）。布什政府的逻辑是：美国可以保留研发新型核武器的自由，而其它国家却必须无条件地禁止核试验；美国必须部署防止“无赖国家”的导弹袭击的导弹防御系统。

六、降低使用核武器的门槛，将核打击对象扩大到无核国家。美国国防部在2002年1月出台的《核态势审查报告》中，要求制定对中国、俄罗斯、伊拉克、朝鲜、伊朗、利比亚和叙利亚等七国使用核武器的应急计划，因为这些国家是美国的“主要潜在对手、无赖国家或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这表明，布什政府计划将核武器从威慑手段变为实战手段，将使用核武器的对象扩大到无核国家。在《2003财年国防授权法案》中，国防部获准研制可用于实战的新型“钻地”核武器和低当量核武器。

美国目前在外交上胁迫朝鲜、伊朗和利比亚等国放弃核开发计划，动辄对它们进行经济制裁或军事威胁，而它自身却一直在扩军备战，加速研发新型武器和导弹防御系统，以追求“绝对安全”、“绝对霸权”的海市蜃楼。

美国外交政策的军事化所带来的短期后果是：它在全球的四个大陆上驻扎了100万军队；在全球的每个大洋都部署了航空母舰战斗群；伊朗和利比亚等国都对独步天下的美军深深畏惧，被迫屈从于美国的压力。但是，美军在全球的存在即使能够使美国赢得别人的畏惧，却无力使美国赢得别人的钦慕和拥戴。美国在军事力量上的超强性，无法掩盖其在恐怖主义面前的脆弱性，因为征服别人并非依靠武力，而是依靠榜样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