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许多读书人一样，笔者也喜欢逛旧书店和旧书摊。在这里，大多数情况下可以以较低（但有时也会很高）的价格买到一些在新书店买不到的很有价值的书，或是若干年前出版的已经不易购得的专业书，或是有收藏价值的书，如有版本价值的书和作者签名的书，有时会有意外收获。笔者就曾在北大周末文化市场的旧书摊上买到过久觅不得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还碰到过千家驹先生签名送人的他编的《中国近代公债史料》（不知为何流入旧书摊），着实让笔者高兴了几天。但近年来我国的旧书业日益萎缩，可逛的旧书店旧书摊和在这里可买的书成正比例发展，都是越来越少，令人泄气。再想到从前辈的记述中看到的北京厂甸旧书业的繁荣和每每淘到好书的乐趣，真让人有“不需上溯乾嘉世，回首同光已惘然”之感。

同样是有悠久历史和深厚文化积淀的国家的英国，却依旧十分重视旧书业。与我国旧书业每下愈况、日见凋零的凄惨景象不同，英国的旧书业依然十分红火。英国有据说是世界上最发达的旧书业。在英格兰和威尔士交界处的Hay-on-Wye小城的旧书市场是世界上最大的旧书市场，日常经营的旧书量在50万册，号称是“世界旧书之都”（the secondhand book capital of the world），种类齐全，当然主要是英文书。

英国伦敦的旧书店

因为去伦敦进修一段时间，使笔者有了逛英国旧书店和旧书摊的机会。就伦敦而言，旧书店比较集中的地方，据笔者所知，一个是英国博物馆附近，一个是离唐人街不远的Charing Cross 路，还有一个规模很大的书摊，在市中心横跨泰晤士河的滑铁卢桥南岸桥下河畔。旧书店的规模大小不一，有的只有一间屋子，有的则有好几间屋子，有的除了地上几间屋子，还有同样面积的地下室。里面书架一般都是顶天立地的大书架。与新书店购物空间较大、到处洋溢着现代化的氛围不同，这些旧书店空间都很局促，失修的地板，陈旧的书架，配上一本本面孔苍老的书，倒是显得很协调，置身其间，摩娑着封面，小心翻着书页，让人感觉仿佛回到了多少年以前。

从所经营的图书的种类来说，英国的旧书店有综合性和专业性的两类。综合性的自然是经营各种门类的古旧图书；专业类的主要有文学的、艺术的、音乐的等，一家店专营其中一种图书。综合类书店中，书的摆放是按照政治、历史、军事、文学、艺术等等分门别类。每一类下再作细分，如历史类下再分国别、地区，国别下再分时代（这主要用于英、美书多的国家），军事类下再分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专业类书店则分得更细，如专营文学的书店会按照作家来摆放，便于读者查找。做到这一点并不是很容易，它需要从业人员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一个英国教授告诉我，这些书店的老板都很懂行，不光是知道哪本书属于哪一类，更重要的是他们了解书的价值，懂得版本，所以定的价钱也很刁，买书的人一般是占不了便宜的。

这些旧书店里出售的古旧图书，从几年前出版的到20世纪初出版的都有，有的书店还会有19世纪乃至更早的书，这些书的价钱当然很贵。在英国博物馆附近有一家专门经营有关东方问题的书籍的书店，店主是一位很有绅士风度的老先生，笔者第一次去的时候，热情的老先生问我需要哪方面的书，我告以有关19世纪中英关系的书，老先生连说“有，有”，转身从身后关着的柜子里拿出一本书。书很薄，红色封面，精装，显得很旧但还不破，是1858年出版的。我问价钱，老先生告诉我是120英镑，按当时的汇率，折合人民币约1600元，我只好摇摇头请他放回去。这本书放在柜子里而不是摆在开放的书架上，看来的确是比较珍贵的书，这样的书在老先生店里有好几书柜。后来跟老先生比较熟了，我抱怨他的书定价太高了，老先生不这样看，他认为这是人民币和英镑之间的汇率造成的，十几元人民币才换一个英镑，自然会显得很贵。我老实告诉他，我们中国还是太穷了（现在外国人中有一种比较普遍的看法，认为中国近些年发展太快了，中国人已经很富了，这应该是中国威胁论出现的社会基础，所以我这样回答他），日元和英镑的汇率差得更大，但是并不妨碍日本人大把大把地掏钞票买书（他告诉我外国顾客主要是美国人和日本人）。在聊天中老先生还告诉我，他家经营旧书业已经有几代人了，还说这是保存文化、传承文化的一个好方式。

旧书店里顶天立地的大书架

旧书店店主的态度都很友好，你可以在店里看较长时间的书而不会受到干涉，有的还允许抄录或拍照。我的一个同事在专营东方问题书籍的那家店里发现了一本书，但只需要其中的一页材料，问老先生，老先生说可以在店里抄写，提供桌椅。笔者在英国档案馆附近的一家店里看到一本很厚的关于中国历史的书，对其中的20来页总论很感兴趣，问年轻的店主可否拍照，店主一句“No problem（没问题）”，转身就去另外一个房间忙他自己的去了。当然，不论是抄写还是拍照，都是分文不收的。

尽管价钱很贵，笔者在伦敦还是买了几本旧书，其中比较得意的一本是萧乾先生的签名本，书是他在英国为宣传中国抗战而写的China but not Cathay（《中国不是震旦》），1942年伦敦The Pilot Press出版，赠给一对姓贝内德的夫妇，日期是出书当年，地点是“康桥王家学院”（即剑桥大学国王学院），还注明是“奉贝蒂娜命”。笔者读过萧乾先生的书，喜欢他那清逸洒丽的文风，但是对他题赠中提到的这几个外国友人却是一无所知。第一次在那家旧书店看到这本书时，因其不是我的专业书，也嫌其稍贵，于是没有买，后来去过几次都发现它还未遇到欣赏它的人，这才把它买下来。后来跟一些师友说起，都说应该买，买得值，也就觉得钱不白花了。(刘悦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