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一年最重大的国际事件当属伊拉克战争，这场战争所引发的不仅仅是我们对现存国际政治、经济和安全秩序的思考，同时还引发了我们对新军事革命的思考。从后者看，伊拉克战争是美国自“海湾战争”以来新一轮军事革命的实战演练，这其中的首要内容是军事安全战略的调整，其次是军事技术的变革和作战样式的变化。伊拉克战争，使得世界各国认识到，强大的军事力量是维护国家安全的基本力量。因此，世界各国尤其是大国纷纷调整安全战略，谋求提高军事实力，确保自身绝对安全。对中国而言，要积极推进中国特色的新军事革命，随综合国力增强，逐步加大对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投入。

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基本方针。国防经济学正是这样一门专事研究国防与经济之间关系的经济学科。尽管国防经济学在中国的兴起已经有近二十年的历史，而且也有比较丰硕的成果问世，但是，正如有关学者指出的，“绝大多数国防经济学著作仍然沿用的是原来政治经济学研究范式”，很难称之为“一门经济学应用学科”。也就是说，我国的国防经济学研究，更多地是在回答“应该是怎样”的问题，其判断和结论的得出是以一定的价值标准为前提的，研究内容往往是抽象的、形而上的。而从严格地意义上看，国防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应该是具体的、形而下的，要回答“是什么”的问题。并且，研究内容是可检验的，在逻辑结构上是严密的，具有“有用性”的特点。

当代西方国防经济学，作为一门“应用性、实用性很强的学科”，它运用理论经济学的一些范畴、分析方法、分析工具和基本的理论原理，对国防经济中一系列问题，如军费开支、国防工业基础、国防采购、军火贸易、军备竞赛、恐怖主义、军事人力资源乃至非传统安全等问题展开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本学科特有的一些范畴、分析框架和理论原理。可以指出，欧美发达国家在二次世界大战之际就因应战争的需要，进行了军工生产、后勤管理、战争运筹等方面的研究。二战时期的国防经济研究，对支持战争胜利做出了相当大的贡献，而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如库存理论、排队论、投入——产出分析、线性规划、对策论等，又为战后的经济发展起了相当大的支持作用。至于到冷战时期，欧美的一些经济学家，更是将经济手段视为武力手段之外的政策工具。因此，西方经济学家不仅仅十分重视对威慑理论、军备竞赛、战争与和平等方面问题研究，而且对如何通过出口控制、贸易制裁、经济援助等政策举措来实现国家战略方面的问题，进行相当深入的研究。冷战结束，国防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又随着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转向有关裁军问题、国防工业转型问题、地区冲突和局部战争问题、新形势下国际安全和国家安全问题以及非传统安全问题方面的研究。而9·11事件以后，面临新的挑战，国防经济学家们，又将目光投注到冲突经济学、恐怖分子行为建模、军事联盟经济学方面上去。显然，当代西方国防经济学研究，始终是因时、因势而变，其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具有极强的政策指向性，旨在为现实的国防经济问题提供一个可供判断和选择的基准。

显然，新军事革命加大了我国军队的竞争压力，这也给作为与国防、军队建设直接相关的国防经济研究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因此尽快摆脱“原有的政治经济学的范式”，以国际上通行的现代经济学和国防经济学理论与方法，研究我国的国防经济问题，“借助多种不同的方法”“以实证研究和定量计算中国的国防经济学的重大问题”，应该说是势在必行。比如，我们目前仍只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发展中国家，财力十分有限，如何在国防需求与国防资源之间寻求平衡点问题，这在计量经济学中实际上是一个最优化求解问题；又如我军现役主战装备所存在的“代差”问题，无疑对我国国防工业基础提出新的要求，如何设置我国国防工业的基础结构，以提高国防工业基础的效率，也是国防经济研究所面临重大问题。正如著名经济学家胡鞍钢所言，我们需要“开阔视野，扩大思路，吸收新知识”，“跟踪和学习国际防务经济学研究前沿成果”，同时也要深入了解中国国情和军情，唯有如此才能为中国的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提出具有实际意义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