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博帕尔省维德汉·巴瓦尼州议会大厦

斯里兰卡莫利·德·萨拉穆住宅

缅甸仰光贝约克·甘达韦宫殿宾馆，它的基址北极背倚著名的仰光大金塔

《世界建筑》2003年第一期是“当代乡土”建筑专刊，重点介绍了一批南亚建筑师所做的新乡土建筑尝试。由此引出了与“新地方主义”一类的文化思潮相呼应的话题，这个看似属于比较纯粹的建筑问题，其背后却隐含着深刻的对民族文化命运及新生问题的自省。追溯起来，这个概念最初是由美国建筑历史学家肯尼斯·弗兰普顿（Kenneth Frampton）提出的，他在上世纪80年代撰有重要文章“批判的地方主义”，在文中他是这样定义“批判地方主义建筑”的：基于本土文化资源，注重吸收和重读域外建筑思想，同时又反对全球化浪潮中的强势建筑思想和形式的话语支配权，以新的方式发掘本土文化营养和尊重当地地形的建筑实践。这应该被认作“当代乡土”建筑的理论前提和实践指向。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是一个美丽的梦幻图景，是自己城市发展的“前进方向”。自上个世纪70年代以后，亚洲一些国家的经济开始起飞，而经济发展换得的第一桶金，大多被用作了建造西方样式的现代建筑。这股浪潮异常汹涌，它快速覆盖了发展中国家的乡土建筑文化，大量原生性文化遗存一夜间被拆毁，消失了。这是一个经济发展与文化建设的矛盾难题，经济发展的目的，是要不断满足人们“高涨”起来的生活需求，原有的建筑文化生态平衡必然会被打破，简单扩展规模成了最紧迫的事。而怎样扩展才能真正促进文化的新生，人们还来不及去想。学习他人，实现文化共享是当然的事情。但难题是，那些外来的建筑文化思潮和现象，是先进国家在历史发展中依次创造的，即使最新潮的建筑试验对于他们也是“原生性”的；而对于发展中国家，无论思想还是形式都不属于自己，而且它们是叠加在一起同时传递过来的，这样的建筑文化只能“嫁接”，甚至覆盖，其生硬感和拼凑感简直与生俱来。

当简单嫁接和模仿的潮头涌过之后，亚洲的一批建筑师开始觉出了文化的失落，他们开始思索，亚洲人的文化创造和劳动价值应该如何实现。在反思中，人们开始认识到，重要的不是形式，而是蕴涵在这样的建筑传统之中的生存智慧。

亚洲的建筑文化需要更新，问题是要在什么样的文化土壤上进行更新。

由肯尼斯·弗兰普顿的“批判的地方主义”延伸出最意味深长的文化现象是，这一观念更多地是被亚洲认可并付诸实践，也许是因为亚洲有着久远的文化历史传统，有丰富的乡土建筑文化实践，而事实上这种传统和实践又被压抑和丢弃得很厉害。亚洲人的感受当然会更为深刻，于是才激活了亚洲人对如何在新技术、新材料、新理念的支撑下，尝试发展具有本土文化特色和文化气韵的建筑的念头。在新的建筑文化潮流中，较有代表性的是印度建筑师查尔斯·柯里亚（Charles Correa）等一批人。查尔斯曾在哈佛大学受过严格的西方建筑理论熏陶，但他更注重在自己的文化传统中汲取养分，并努力尝试对传统进行有机的更新。他一面在理论上颇有建树，著有《当代乡土：唤醒亚洲建筑的传统》一书，大举张扬了新乡土观念；一面在印度维德汉·巴瓦尼州议会大厦等一系列设计中体现出这种文化追求。他一再强调本土的生活环境模式和地形的意义，并直面传统，认为“如果你不去真诚、公正地倾听过去，它便不会成为你作品的一部分”。

在亚洲，查氏并非孤例，在缅甸、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新加坡、斯里兰卡等地，当代乡土建筑的实践虽然还没有蔚成大观，但实例却在一个个地悄然出现，有的还成了当地重要的文化标志性景观。我们可从中选取三个典型案例，来认识当代乡土的特色所在：

一是前述印度建筑师查尔斯·柯里亚代表性的设计，是印度博帕尔省维德汉·巴瓦尼州议会大厦，这是一座为了实现民主主义功能的公共建筑，在形式上暗含着传统的印度桑吉佛塔的浑厚庄严气象，体型巨大，但不臃肿，接近土地的色彩稳重自然，功能分布合理适用不追求铺张，巧妙地容纳了现代议会多种功能，壁画、雕塑、油画遍布建筑各处，其外部形象平展自然，又雄居城市中一座高坡顶端，很具视觉冲击力，在唤醒文化意识和实现现代议会的多重功能上取得了较好的协调。

二是潘明达设计的缅甸仰光贝约克·甘达韦宫殿宾馆，它的基址背倚著名的仰光大金塔（瑞达贡宝塔），面朝美丽的仰光皇家湖，环境条件极其特殊也极其优越，整个建筑风格与传统形式浑然一体，它摒弃了高楼形式，建筑面积被分解成低层形式，留出天空以衬托仰光大金塔的宏伟高耸，传统的缅甸层叠屋面和有韵律的尖顶勾勒出和谐的空间形态，墙体刷白，宁静的建筑群体一直延伸至仰光皇家湖边，四周环绕着大片的雨林和糖棕榈林。在细节上，使用了具有强烈的缅甸、泰国色彩的遮雨棚、木平台等形式，并尽量采用本地木料做建材。这所建筑的大、小空间到处充盈着浓郁的缅甸风情。

还有维吉萨·巴斯那亚克设计的斯里兰卡莫利·德·萨拉穆住宅，这是一所私人宅邸，其建造过程充分体现了建筑师对民族传统的热爱，他从东方的意识中寻求灵感，自觉地吸收斯里兰卡民间文化养分，但又没有教条地把形式归属于哪种风格，而是尽情发挥建筑师的聪明才智，让建筑有机地自己从土地上“生长”出来，完全因应着当地的地理、环境、气候和文化的条件，在一座小尺度的建筑上自然、亲切地使用了木、竹、砖、石等材料，和自然尽量贴近，空间开敞，鸟鸣、风动、雨消息都可以自由地流进流出。这是对“可持续性的诗意”的最好解释，正体现了亚洲建筑师们希望以自己的劳动，克服热躁的心态，为这里的人们造就“现今环境中的过去生活”（建筑师纳迪拉·亚帕的描述）。

有位马来西亚建筑师叫林倬生，他特别强调了“重新学习”建筑可持续发展方法的迫切性，他认为，建筑文化不是一成不变的，形式也不是永恒的。但是为后代的人们维护好生存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人为环境两重含义——这一点是永恒的，是至关重要的。他把建筑师的精神创造过程概括为：“将一个新枝嫁接到传统之树上，生出新的果实——从古老的传统之树上结出新的果实。”这种观念直接反抗着“急功近利的高速度和大规模的建造”趋势，而这才正是亚洲乡土建筑文化的精髓所在。

与此相呼应，在东亚国家，日本、韩国在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同样也有过这样的文化寻源经历。以日本的ꔚ文彦、安藤忠雄为代表的一批具有世界影响的优秀建筑师，一直在探索着走出西方文化的覆盖，并在本土文化的根基上进行创新的方法。他们最新的代表作已经不再做一般意义的形式探索，而是直指精神的意旨，已经进入去掉芜杂，回归纯净和安详的境界。他们的建筑作品外表看似简单，但传达给人们的却是丰富的精神感受和文化自信，具有很强的感染力。这与南亚地区建筑师所做的当代乡土试验，内在的精神追求上却一脉相承。很值得中国深思。在上述那本杂志的“篇首语”中，特约编辑林少伟先生将“乡土”一词的内涵，依据其拉丁语原意，定义为“国内的或本土的”，与国际的通用的含义相对应。指出了其中所蕴涵的文化原生性和有机性生长的文化价值。而当代乡土并非“保守”，它不是什么亚洲人抵制西方文化强权的“文化庇护所”，而是在当今世界环境下，在新技术日新月异的支持下，在更高层次上所做的新文化建设。它不仅是要找回文化的尊严和自信，而更是一次亚洲人该做的理性的文化探索，和对世界的一番作为。

在中国，此时提出“当代乡土”的概念，于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无疑是一付清心良药，大有裨益。“当代乡土”的文化唤醒意义，要远大于具体的建筑样式之争。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必然会重新注意本土文化，找寻乡土文化的新生之路，找寻使传统建筑文化精神与当代社会发展相契合相适应的方式。对于我们，参与“当代乡土”的实践，既有其迫切的现实性，更有久远的文化意义。新的建筑文化中应该有中国人的精神劳动，就像我们曾经做过的那样。 （陈宇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