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2日《中国青年报》刊发报道《天津正式启动“社区矫正”试点》称：从现在开始，天津将对包括被判处管制、被宣告缓刑、被裁定假释、被剥夺政治权利并在社会上服刑的罪犯和被暂予监外执行的5类罪犯，令其在社区接受社区矫正组织的教育、监督和考察，定期上交思想汇报，参加公益劳动。

“社区矫正”是在很多国家普遍适用的一种法律制度，有的国家非监禁刑的比例还很大。近年来，“社区矫正”在我国也被试点使用，但“社区矫正”应采取什么样的方式，还一直在探索中。我以为，天津市的“社区矫正”方式中，要被“矫正人员”定期上交思想汇报，值得商榷。

思想是每个公民的天赋权利，这种权利在主权国家内是不能被剥夺的；哪怕他是一个罪犯，其思想也是不能被剥夺的——思想不获罪贯穿于所有现代国家的法治精神中。由于思想的自由性、创造性，更由于思想的隐蔽性，使得思想本身总是独特的、相异的。所以，不仅一个人的思想不应该受到控制，同时其思想也不应该被他人窥视。也就是说，一个人的思想不应被迫表达出来。按照这个逻辑，一个人的思想汇报，只能由个人主动、自愿地公布给某个组织或团体，而不应是被动的。是否交“思想汇报”，从来都是一个人的权利，而不是义务。对于一个处于“社会矫正”状态的人来说，完全可以通过观察他的行为方式，来决定其是否还对社会有危害性，而不应通过“思想汇报”的方式来窥探其心理，来决定其是否还有社会危害性；另外，即便一个人对社会有危害性，他也不大可能将这种想法通过思想汇报的方式公布给社会。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思想汇报并无实际作用。

既然思想是每位公民的重要权利，并有其隐蔽性，那么，仅凭“社区矫正”就让人汇报思想，其合法性令人质疑。或许有关部门在对罪犯采用“社区矫正”时，希望通过掌握其思想动态而进行道德教化，但是，社会的管理应该在法制框架内进行，而不应如此直接地干涉公民权利。如果从思想汇报上看到“饱暖”，就肯定人家要思“淫欲”，就断定人家思想有问题，这样的思维恐怕仍是因“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而兴文字狱的逻辑延续。这种情况下，如果非让社区对“思想汇报”的每段文字都要来一番文字背后的思想拷问，也无法保证审查人员不会滥用权力。远的不说，“文革”时期那种“莫须有”式的思想“挖掘”，那种处处陷阱、人人自危的生存状态，至今仍令人心有余悸——那个时代离我们并不遥远。 一种权力，如果能够直接干预公民的思想，应该说它就是对个人最后一道防线的侵犯。这是我们必须高度警惕的。一个人，哪怕他是罪犯，除非出于自愿，否则，也不应该被强迫向任何人包括社会“汇报”其思想。

（《中国青年报》2004年 3月17日 李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