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田勘在《中国贸易报》撰文认为，文化的价值考评也如同检验真理一样，标准只有一个——实践。

1979年美国一个代表团访问考察中国的中小学教育，他们写了一个考察报告，并与自己国家的教育和文化相比较，极力称赞中国的文化和教育：中国的学生是世界上最勤奋的，在世界上也是起得最早，睡得最晚的，他们的学习成绩和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同年级学生相比较，都是最好的。可以预测，再用20年的时间，中国在科技和文化方面，必将把美国远远甩在后面。与此相反，在此之前已经考察了美国的一个中国代表团所写的报告与美国人的报告结论相同，但所反映的态度截然相反——盛赞自己的文化和教育，贬低对方的文化与教育：美国的初级教育已经病入膏肓，可以这么预言，再用20年的时间，中国的科技和文化必将赶上和超过这个所谓的超级大国。

20多年过去了，再用实践来检验当时不同背景和文化状态下的人们得出的同一预测，好像让人有点尴尬。当然，这个实践的标准是大家认同的，科技的进步、GDP的增长、国民生活的富裕程度以及国民素质的高低。

从这里可以看出，评价一种文化和教育的优劣并非当事者自己的良好愿望，而是实践。对于文化的评价也许是困难和复杂的。类似的评价也出现在新加坡资政李光耀的口中，因为过去他总是强调新加坡等亚洲“四小龙”的发展完全依赖于中国的文化之根——儒教，所以提出要倡导儒学。但是，最近他不这么说了，而是恰恰相反，认为儒家文化是现代经济发展的障碍和绊脚石。他认为，新加坡迫切需要“特立独行的人、冒险家和见解独到的思想家”来推动新加坡前进。

为什么李光耀对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评价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答案还是实践。明显地，新加坡、香港、韩国等地的经济、文化和科技发展的推动力不在因循守旧、安逸舒适、保守平稳、逆来顺受、不敢创新的儒教，而在于代表西方工业革命以后的冒险、创新、探索和批判精神。

（《中国经济贸易报》2004年2 月21 日 张田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