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邓聿文
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等施政理念，在温家宝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得到了鲜明的体现。对此，政协委员们反响非常热烈。连日来的采访，听委员们在大会或小组上发言，记者无不感受到一股强大的热流——“科学发展观”涌动两会，并融化在委员们所讨论的各种具体问题之中。
落实科学发展观要解决三大理论问题
科学发展观无疑是贯穿这次“两会”的红线和灵魂。在3月7日举行的政协第一次大会发言中，江苏省社科院院长宋林飞委员第一个发言。他说，在现阶段，落实科学发展观，保持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必须培育“新经济周期”，走出“新短缺经济”，树立“新公平观”。
宋林飞说，积极推动新一轮经济增长，重在熨平新一轮经济增长周期。快速、平衡与持续的增长，是需要我们积极培育的“新经济周期”的基本特征。延长新一轮经济增长的上升期，关键要实现两个转变，一是从行政主导型投资推动向企业主导型投资推动转变，二是从投资推动型经济增长向消费推动型经济增长转变。
这位委员指出，我国已迈入重化工业时期，处于经济发展的重要转折点。那种靠高投资、高能耗、高污染来支撑的粗放的增长方式必须严格限制。当前我国经济面临资源瓶颈，生态衰退日趋严峻，中长期经济发展面临着“新结构性危机”。这是我国走出商品供应不足的短缺经济困难后，面临的一种“新短缺经济”。要走出这种新困境，需要认真考虑经济承受力、生态承受力和社会承受力。
针对目前不同群体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基尼系数快速上升、社会不平等问题，宋林飞提出，应树立新的公平观，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向“效率与公平并重”过渡，坚持效率与公平统一的原则。要采取前瞻性的经济与社会政策，防止贫富进一步分化，使百姓的富裕程度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真正兑现党和政府关于执政为民的承诺。
落实农民国民待遇分两步化解“三农”问题
“三农”问题已成为影响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首要问题。作为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记者在几天的采访中，时时感受到委员们对“三农”问题的关切之情。
委员们的一个共识是，“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的收入问题。目前我国已成为世界上城乡差距最大的国家。原因虽然是多方面的，但山东省监察厅副厅长孙继业委员认为，农民的国民待遇问题是人为造成城乡差别的一个重要因素。为此，他在3月9日的大会发言上提出，落实农民的国民待遇，需要统筹城乡发展，具体来说：一是取消“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人为差别，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户籍管理制度，给农民以平等的公民权；二是取消农民就业的限制性规定，逐步形成城乡劳动者平等的就业制度，使农民工也能享受到与市民同等的待遇；三是建立城乡统一税制，实现城乡税收义务平等；四是加大政府公共财政投入，为农民提供公共产品；五是逐步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当务之急，应首先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中国社科院世经所研究员徐更生委员则在民盟界别的小组讨论会上提出了分两步解决“三农”问题的设想。他认为，首先从政策上解决城乡二元结构问题；其次，扩大农业经营规模，提高农业经济效益和农民收入。
徐更生说，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是过去国家为发展经济而采用包括“剪刀差”在内的各种办法，从农业和农民身上筹集资金的结果。解决二元经济结构问题，应该调整政策，解决城乡二元结构问题。这是解决“三农”问题的第一步。第二步的重点则是，在加速城市化发展和大规模转移农村人口的基础上，扩大农业经营规模，提高农业规模经济。
高度重视粮食安全 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
民以食为天。粮食问题直接关系到老百姓的生活，粮食安全得不到保障，社会稳定就得不到保障。以人为本，就需要重视我国的粮食安全问题。
大连市副市长贺ꔉ委员在民进界别小组讨论会上给大家报告了我国粮食的生产和消费情况。我国粮食的消费随社会发展与年俱增。1998至2002年，粮食消费年递增0.89%，年均增加460万吨。从2000年起，我国粮食当年的产量已不能满足当年需要，产需缺口从2000年的1487万吨扩大到2002年的3109万吨，2002年产需缺口已占当年粮食产量的6.8%。我国粮食的生产和消费均占世界总量的1/4。粮食自给率下降一个百分点，就需进口500万吨，拉动世界粮价上涨。因此，大量进口粮食风险大，代价大，特别是遇到特殊时期，容易受治于人而影响我国战略部署。但目前的状况是：人口增加，社会发展所需粮食增加，制约粮食增产的因素在增加；耕地减少，粮食产量减少，农民种粮积极性减少，这一增一减，反差极大，严重影响我国粮食安全，制约经济的发展。
粮食安全也是著名水稻专家袁隆平委员多年来关注和呼吁的一个问题。在3月7日的大会发言中，袁隆平委员提出了4条建议来解决粮食安全问题：一是坚持自力更生为主的粮食安全战略；二是充分发挥科技对粮食安全的保障作用；三是切实保证一定规模的粮食播种面积，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措施，遏制各类建设用地对耕地特别是基本农田的侵占行为；四是切实保护和提高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各级政府要继续加大对农业的投入，进一步减轻粮农负担，增加他们的收入。此外，贺ꔈ在小组讨论会上也提出了调整农业投资结构，农业投资向基本农田质量建设倾斜；以及建立粮食安全监测预警系统，加强对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的监测预警等政策建议。
要重视粮食安全问题，就不能不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这也是维护农民利益的需要。我国耕地资源共有19.5亿亩，人均1.5亩左右，是世界上人均耕地资源占有量相对贫乏的国家之一。但近年来耕地锐减和非法圈占土地搞开发区的情况十分严重。统计表明，1997年到2002年，六年间我国净减少耕地6164万亩，年均减少1027万亩。到2003年底耕地已从19.5亿亩锐减到18.51亿亩。 民革中央副主席刘民复委员在3月8日的大会中给委员们分析了耕地损失将造成的危害，主要表现在：降低粮食生产能力，影响国家粮食安全；损害农民利益，严重威胁社会稳定；违法占地、未批先占土地的行为，破坏法律的严肃性，影响了政治文明建设和依法治国方略的落实；非法交易土地、黑箱操作破坏了市场经济秩序，诱发腐败的产生；有的地方政府或政府支持的“公司”强行圈地，个别地方甚至动用警力和农民发生冲突，则损害了政府形象，激化了干群矛盾。因此，他认为，必须从立法、司法、行政、制度、教育、惩治违法等各方面采取一系列重大措施，使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落在实处。
突破非公经济发展瓶颈 解决所谓“原罪”问题
经济学家厉以宁委员每次“两会”都是记者追逐的对象。但这位从事宏观经济研究的学者这次关注的问题却是非公经济的发展。在3月9日举行的“大力发展和积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记者招待会上，厉以宁说，中国的非公经济正逢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但在体制障碍扫清之后，非公经济发展仍亟需突破融资难、税负重等四大“瓶颈”。
厉以宁说，中国个体私营经济中99%是中小企业，其中77%面临资金短缺问题。要解决这一问题，不能完全依靠国有商业银行。对此，他提出了三点建议：积极发展以中小型企业为服务对象的民营中小银行，或结合银行体制改革，划分层次，明确分工，使一定规模以下的金融机构主要为中小企业服务；进一步加快资本市场建设，抓紧建设、完善主要面向中小企业的创业板市场；探索由政府投入少量资本金，引导和集聚大量民间资本的途径，设立中小企业投资公司。
谈到非公经济，就不能不提所谓民企的“原罪”问题。这是前一阶段讨论非常热烈的话题。有人说，民企往往靠游走在政策和法律的边缘来完成企业的原始积累。对此，身为民营企业家的江西省工商联副会长王翔委员在工商联界别小组讨论会上认为，这需要用历史观点正确对待。他说，计划经济时期的管制法规不合理导致很多民营企业不得不“非法生存”，难免有边缘化违法。这其实是束缚并阻碍经济发展的旧制度的过，而绝不是民企的“原罪”。他不否认民营企业家中也有用权钱交易、和腐败官员勾结侵吞国有资产从而暴富的，但不能因此极少数就将民营企业全盘否定。王翔认为，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政治上的大智慧。而十六大确定的毫不动摇地支持和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部署，十六届三中全会在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理论上的重大进展，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政治上的大智慧。
提高低收入者收入 关上扩大贫富差距的“水龙头”
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逐步缩小由收入分配所造成的贫富差距，是统筹社会与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内容，也是委员们在发言中谈论最多的话题之一。经济学家萧灼基委员在3月9日的大会发言中向全体委员报告了一组数字，我国的基尼系数由改革前的0.25扩大到2002年的0.4，已超过国际警戒线。2002年，我国城镇居民拥有的金融资产中，20%富有的居民占到66%，而20%低收入居民只占1.3%，相差达50倍以上。
对于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他分析说，既有分配制度改革、资源拥有、市场机遇、个人素质和社会贡献不同等正常、合理的原因，也有一些是通过掠夺性、腐败性、欺诈性、垄断性等不合理甚至非法收入形成的因素。
萧灼基认为，缩小收入差距是一个长期过程，不能在短期内实现，也不能通过降低高收入者的收入水平来实现。当前缩小收入差距的关键，是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为此，他提出了八个方面的建议：第一，加大农业投入，提高农民增收幅度。第二，增加就业岗位，缓解失业压力。第三，扩大社会保障范围，提高社会保障标准。第四，改善低收入家庭的住房条件，提高住房标准。第五，提高农村扶贫标准，适当扩大扶贫范围。第六，提高城镇低保标准，扩大低保对象。第七，关爱特殊低收入人群，认真落实“分类施保”。第八，征收特种消费税，充实低保和扶贫资金。
首都经贸大学副校长郝如玉委员则提出了另一种思路，即主要靠教育而不是税收来缩小我国的贫富差距。郝如玉在无党派民主人士界别小组讨论会上指出，那种为了缩小贫富差距，用个人所得税的累进税率对高收入者课以重税的办法，是不对的。因为个人所得税的累进税率对高收入的调节有很大的局限性，累进税率征收原则是所得多的多征、所得少的少征，这实质上是对勤劳的征税，对人们的劳动积极性、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有很大负面影响，是不能滥用的；而且个人所得税在我国不是主体税种，只占税收收入的7%，根本不可能完成缩小贫富差距的重任。这位税收专家认为，缩小我国贫富差距应主要依靠教育，给每个人提供取得收入所需要的受教育机会，为人们获得就业能力和机会创造一个比较平等的起点，关上扩大贫富差距的“水龙头”。通过教育向劳动者传授知识和技术，提高他们的劳动技能程度、技术水平和自身素质，改变其劳动形态，提高其生产能力，增加其一生的收入。为此，应该优先投资基础教育，加速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
推进人事与干部制度改革 实施国家重要人才安全管理
人才对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有目共睹，“两会”前夕，中央提出了人才强国战略。对此，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副主任厉有为委员在中共界别小组讨论会上说，要落实人才强国战略，最重要的是建立能充分发挥人才积极性和才智的体制和运行机制，首先应从人事制度改革做起，当前要推进以下两项人事制度改革：一是公有制企业的经营领导人才应按市场机制运作，改进现行的行政管理办法；二是把业务类公务员从公务员队伍中单独设计组成序列，让业务类公务员在自己的序列中依法、依规进行运作。
这位前深圳市委书记指出，人事与干部制度和运行机制的改革能否逐步到位，要害是要克服行政权力重新分配中的思想阻力问题。如果领导干部从大局出发，本着先易后难的改革原则，逐步扩展、逐步深化，人才强国战略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就必然大放光彩。
人才强国战略中的一个突出问题是人才安全。据统计，我国人才资源占人力资源的总量只有约5.7%，而高层次人才占人才资源总量又只有约5.5%，国家重要人才紧缺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但我国人才的流失情况又非常严重，令人担忧。在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我国出现过两次大规模人才外流；加入WTO后，国内人才则大量进入内地的外资机构。
澳门宝龙集团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许健康委员在澳门界别小组讨论会上谈到这一问题时提出，当务之急是加强国家重要人才安全管理。他说，人才安全问题已关系到国家安全，如果得不到根本解决，将严重阻碍我国经济的发展，影响我国的国际竞争力。为此，许健康认为，国家应尽快从立法、机构、制度和环境建设等方面入手，构建国家重要人才安全管理体系，确保人才战略的实施。
建立国家行政效能投诉和考核制度 促进政府依法行政
政府依法行政，建设“廉洁高效”政府，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对政府行政工作提出的客观要求，也是委员们讨论的热点之一。目前在一些地方、一些部门行政行为不规范、行政效率低下的问题仍较突出，严重损害了政府形象，影响了经济和社会发展。
虽然导致行政效率低下有着多方面原因，但湖南省监察厅副厅长李利君委员在民盟界别小组讨论会上认为，监督不力，至今缺乏一个适合我国国情、与建设廉政高效的政府要求相适应、相配套的行政效能投诉和考核制度是一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她说，至今我国尚未建立统一的国家行政效能投诉制度，未设立法定的行政效能投诉机构，无相关行政效能评价、激励、纠处和考核机制，行政效能高低对部门考核、公务员的考评、任用及晋升和奖惩脱节。
李利君建议，按照中共十六大提出的“精简、统一、效能”原则，为促进政府依法行政，当前需要建立一套与我国国情相适应的、统一的国家行政效能投诉和考核监督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