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飞亚

政府决策过程中吸收和利用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美国可能是走在最前面的国家。因为这个政府最早面临管理一个日益复杂的现代社会的挑战。早在上个世纪20年代美国总统胡佛就设立了大批咨询委员会，给他提供资料和政策建议。罗斯福进一步起用一些“智囊”企划新政事业，加强了专家在政府中的作用。不过这种带个人色彩的“智囊”不久就让位于制度化的研究网络和咨询机构，也就是所谓的“思想库”。二战以后，思想库在数量、规模和影响方面获得巨大的增长。上世纪末全美这种机构约有1200个，仅在华盛顿特区就有100来个，此外还有数以千计的依托大学的研究所。这些机构成了大学与政府，也就是社科研究者用专业知识为政府制定公共政策提供建设性资讯和服务的桥梁。

在美国对公共政策颇有影响的社会科学家大致可以分为几类：

第一类是那些在内阁，或者在国家安全顾问委员会、经济顾问委员会据有高位者。这些人被称为“学者政治家”。他们是政策精英中最著名的人物。他们或因自己的政策建言经住实际的考验，或者因其专业知识而与众不同。他们不仅有现代专业知识赋有的权威，还有类似古代国王顾问那种重要地位。

第二类一般在大学的或私立的政策研究中心、或政府设立的研究机构中，长期从事某项特定的政策研究工作，他们被称为“政策专家”。这类人大部分时间在进行政策研究或者教书育人，而不参与决策或担任全职咨询工作。他们提出的理论有时会被整合到政策中去，他们的学生可能走从政之路。就这点来说他们对公共政策会产生长远影响。

第三类是所谓的“政策顾问”。这些顾问以合同制的方式研究政府部门提出的问题，他们为政府提供资料、评估政府计划的可行性，或者监督计划的实施。兰德公司、城市研究所、SRI国际研究所的大多数政策分析员及另外一些合同制研究机构中的研究人员属于这一类型。他们与政府的关系受制于双方的合同，他们最主要的对象就是委托他们研究的客户，而不是学术界或者广大公众。近年随着一些大企业管理层，迫切需要对可能影响其商业运行的国际事件或者国内政策作出评估，这类顾问现在也开始为企业团体服务。这促使一些私人性的赢利咨询公司的兴起，以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命名的基辛格协会是其中最有名的一家。

第四类是近年来数量持续增长的 “政府专家”，这些专家不是指那些被任命为高层顾问者，而是某些政府机构中的成员，诸如国会预算办公室、各种专业委员会、国会下设的研究所或分析部门、或者独立机构。他们的学术训练和专业知识通过这些机构发挥作用。

第五类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涌现的新类型专家，有时被贬称为“媒体教授”，更确切地被称为“政策诠释者”。随着公众对各种社会事件日益关注，新闻界不仅需要更专业化和受过更好教育的记者，也越来越依赖各方专家。这个“政策诠释者”群体在报纸上，在新闻广播节目、在日渐流行的电视采访如有线新闻网（CNN）中找到机会。报刊和电视新闻依靠他们增加了新闻的深度和影响力。整体来说，专家对新闻界的这种贡献是有价值的，但他们自称拥有的专业权威有时并未受到同行的认可。

在政策精英中最后一类就是“政策企业家”，尽管他们有时也充当政策解释者或专家的角色，他们主要从事研究机构的建设。他们动员资源去推动特殊具体的建议，在不同类型的研究者和活动家之间建立联合，培养有志者成为政策精英的成员，创办新的杂志或出版企业。他们中有些是著名研究机构的创办者和管理者，有些是基金会的主席和政策杂志的出版者。

自然，以上这种划分并不精确，只是大致说明社科专家在美国现代公共政策形成和实施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多年以来，美国社会科学专家为现代政治机构运作和管理复杂的经济提出许多社会科学工具。例如预算方法，人事管理，经济表现的统计指标，评估政策和计划的技术等等。没有这些技术，就不可能有社会保障或其他大型的政府计划成功实施，就不可能有在统计基础上展开的卓有成效的财政和贸易政策的辩论。偏好理论的社会科学家还提供了一种洞察力，提出了观察和解决政策问题的方法，例如商业周期理论、凯恩斯方法财政政策、货币理论、“公共选择”理论、微观经济方法、人力资源理论。他们也不时地提出宏观政策概念，如“互相必然摧毁”论、“第一次打击能力”、及“Supply-side 经济学”等等。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社会科学家并不提出使国家政策发生剧变的建议，而是以深思熟虑的研究成果推动社会渐进小步的转变，而不是激进的离开现存制度。美国人认为权力没有知识是一件令人恐怖的事，但知识如果没有对人类生活实际关怀和经过实际的验证是徒劳和可笑的。这两者必须有某种程度的结合。

总之，美国社会科学与辅助性政策研究机制的紧密结合，为政府及大企业的决策提供了有力的社会科学的支撑，首先提供科学依据，其次又进行科学的评估，大大减少了决策失误的可能性，成为美国现代社会不断发展的动力之一。历史上看，没有哪个国家象美国那样对社会科学研究如此的重视和依赖。不过，在美国之后，思想库在其它发达国家逐步兴起，一种被称为“思想工业”的新的社会行业正在这些国家崭露头角。例如英国自由市场思想库对保守党的复兴作出了贡献，以美国经济发展委员会为模式的企业研究会在欧洲大陆的许多国家兴起。日本则在紧随美国之后，建立了大批附属于企业的研究机构到类似美国咨询公司一类的思想库。这些国家积极利用社会科学资源推进现代社会发展新趋势也值得引起我们的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