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所需要的科学精神，第一是实事求是；第二是审时度势；第三是传承创新；第四是寻优勇进。

——王大珩

□本报记者 陶春

前段时间，有幸聆听了88岁高龄的王大珩院士在“中国科学家人文论坛”上的演讲，至今回味无穷。

科普工作需要注重科学精神方面的普及

王教授认为科学普及工作需要注重科学精神方面的灌输和宣传，不能只谈科学事实。结合当前科普工作中的一些问题，王教授说，有神论就是把不知以为知，把不知当作是知，所以不是科学的。从历史上看，在人类从愚昧走向文明的过程中，许多事物开始是不可以理解和推测的，于是乎这种现象的出现被归结为神的意志，这种情况已经存在几千年了。而人类对科学意识的认识只有几百年的历史，这个有神论的传统和文化至今仍弥漫着整个世界。虽然当代科学在日新月异地高度发展，但许多人在传统意识上和行为上，仍保持着有神论的烙印，许多科学家也是如此。在实验室里他是无神论者，但是在社会上也可能随着有神论的大流，成为有神论和无神论的两面派。这说明，当前整个社会的思想意识远远落后于科学思维所指出的先进道路。所以科学精神的普及工作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如何掌握规律，不断创新进步呢？

王教授在论坛上说，我们在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中对于规律的确定是经过长期质疑和反复论证的。例如，能量不灭定律是经过近一二百年的考验才被确信不疑的，并且据此产生了许多新发明和创造。

假想是创新的前奏，是理性认识的先驱，是从不知到知的必经过程，因而是科学认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假想应当说是科学的，但是这里面有一个要求，假想必须符合已经确立的许多定律，而不能是违背已经确立的物质定律。

量化是强化定律的可信性和确定性的基础。物理上的许多定律，常常是通过量化的形式确定的，这个量化的确定度比定性的确定度要高得多。所以当一件事物的认识从定性的认识走上定量的认识来确定它的时候，是认识上的一次飞跃。

科学的知识是有继承性的，逐步丰富的，可以积累的。到现在阶段，它已成为人类经过历史进程中大量的劳动所形成的果实，成为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一项主要资源。它具有的特点是经济价值和可共享性。

我们所需要的科学精神是什么？

王教授根据科学发展史的轨迹认为，我们所需要的科学精神，第一是实事求是，第二是审时度势。这里面包括时间性和空间性，也包括可持续发展的一些问题。第三是传承创新，就是科学有继承性，每一个发现和成就，都是在已有规律发现的基础上形成的。我们一方面要对这种已有的规律进行传播，另一方面要继往开来，在继往开来上做创新的工作。第四是寻优勇进。有了创新的工作，让它在社会上起作用，还要找出实施这个措施的最优的途径，而且还要有创进，使它实现。

王教授以运筹学的产生为例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英国搞海运，常常受德国潜艇的攻击，于是科学家们被要求来研究船运输是单独运输好呢，还是结队运输加以防护好？科学家分析结果是结队加以防护运输好。这个策略被采用后，起到了很大的效果。运筹学就是从这里面发展出来，它在我们生产技术上的运用，也起到很大的效果。我们常常说“系统工程”，就是指影响事物的活动的是多因素的，我们要解决的问题也是多方面的，理论上这些东西是放在一个方程的函数里面，但是这里面很重要的因素是什么？就是怎么把这个系统工程用在社会的问题上，是一种量化的形式。用好科学的方法，使现代的数理方法来解决优化的问题。比如，对整个国家来说，除了考虑生产之外，还要考虑这个工作在运输上面怎么样，市场是怎么样的，现在发展怎么样，以后有没有前途，有何实际发展，可不可以存在，和人的关系怎样，人愿不愿意用，等。这都是要很好考虑的问题。所以，在我们科学思想里面有很重要的一条，叫做寻优勇进，科学里也要讲一个优，什么时候可以得出最好的结果，但是在社会里很重要的是，你采取什么途径，采取什么样的政策，你能够得到最好的机会。整个优化的问题是决策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假设决策方面优化是确切的，可以用它来进行决策。这个问题是牵涉到整个政治、经济的问题，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

对制定新一轮中长期科技战略规划的建议

王教授在谈到中长期的科技战略规划时重点强调说，这个规划，是一个重大的工程。规划要结合三个问题，一是结合国民经济的发展，二是要结合国家的安全，三是要结合可持续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不是一个单纯的学术性的规划，一方面从我们基础研究方面要跟它有联系，另外一方面，它必须是和我们的国民经济的建设密切结合起来。

从方方面面来说，搞规划既要结合基础科学，又要结合制造技术、工业技术，也要联系到外贸、经济方面所需要的发展，也要注意到我们在过去不够注意的那些方面。所谓不够注意的是指什么方面呢？一个是军民结合，一个是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怎么结合起来。今天搞这个规划，决不是各个专业的规划，而是各个专业都要联系到各个方面，带有辐射性的的规划，因为它是比较复杂的。但总的来说，人是最主要的，在这个工程方面，是以人为本。作为一个事业，人是第一位的，第二位的就是工具。在规划研究方面，第一位也是人，第二位也是工具，就是科学仪器和工具。第三方面，作为一个生产事业的话就讲资本，讲后备的条件，在科学规划里面，还要讲支撑的设施，支撑的设施有多个方面，教育也是一个支撑的设施，有许多公益的事业要为它服务。

对磁悬浮列车的看法

磁悬浮列车这件事情是当前一个热点的问题，它既是一个科学问题，也是一个技术问题，也是非常现实的工程的问题。

王教授在论坛上回答现场提出的问题时，讲到，这个问题现在还有争论，从试验方面得出来很好的结果，但是在实用方面来说，考虑的问题恐怕只是从实验室得出来的结果比较多一些。现在的有轨运行，货物也在上头，客人也在上头。现在运输量慢慢大起来，大到一条轨道运行不行了。到那时候，客运和货运要增加，客运要求是快一些、平稳一些；货运要求是便宜，即便慢一点也没什么关系，这是一种考虑。磁悬浮列车假设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在经济效益上面可能是值得的，但是没有到那种情况之下，只是适用于客运，而对货运方面，因为它使成本大量的增加，是要考虑这个问题的。这不光是从性能方面的问题，也包括了经济问题和环境问题，新事物，我们做试验是可以的，真正要实施起来，还要经过实践上面的很多考验，再经过许多的验证。举个例子来说，成功的一个轨道，你在走。假设刮风，有一粒石子刮了进去怎么办？这个问题不解决的话，就牵涉到整个安全的问题。所以这要经过很长的时间才能真正决定它实施怎样。从经济的角度来说也是一个考验。我们现在搞磁悬浮列车，在上海做一条试验线是可以，也许以后到北京也可以，但是就是这样子，也是要慢慢的看将来能不能通过。在德国已经经过了试验，最后因为经济的关系而下马的，我们在整体的问题上要慎重。

王大珩，应用光学家，我国光学事业奠基人之一。原籍江苏苏州，生于日本东京。193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研究员、所长、名誉所长。1955年选聘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1994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王大珩为国防现代化研制各种大型光学观测设备有突出贡献；为我国的光学事业及计量科学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1950年代创办了中国科学院仪器馆，以后发展成为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领导该所早期研制我国第一蜗光学玻璃、第一台电子显微镜、第一台激光器，并使它成为国际知名的从事应用光学和光学工程的研究开发基地。

1986年和王淦昌、陈芳允、杨嘉墀联名，提出发展高技术的建议（“863”计划）。还与王淦昌联名倡议，促成了激光核聚变重大装备的建设。提倡并组织学部委员主动为国家重大科技问题进行专题咨询，颇有成效。

1992年与其他五位学部委员倡议并促成中国工程院的成立。

1999年荣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