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持续发展有两大核心：第一是平衡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第二是要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两大关系是核心走向。 ——牛文元
□本报记者 陶春
日前，在“中国科学家人文论坛”上，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研究所牛文元教授作了题为“可持续发展：21世纪中国发展战略的必然选择”的主题报告。在报告中，牛文元认为，在新世纪，中国的发展面临着六个方面的严峻挑战：
第一方面就是人口问题。中国人口高峰将在未来的20到30年来临，人口的问题，是中国居于首位的国情和我们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中国每年新增人口一千多万。每年新增的GDP大致是7-8千亿，新增人口每年要消耗掉新增GDP的五分之一左右，也就是新增GDP要拿出20%左右供养新增的人口。
13亿人，这是一个巨大的数字。如果用乘法来看，一个小问题被13亿一乘，可能就是一个大问题。如果用除法，一个再大的数字，被13亿一除，可能就是很小的数字。这是其他国家无法体验的。中国人口有三大高峰，第一是人口的总量，这个人口巨大的列车，它的惯性还是汹涌向前，每年一千到一千二百万的新生人口，还要持续好多年。第二个是就业人口，由于结构的升级、产业的换代，我们需要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新的培训，为下岗职工和新的劳动人口提供就业机会，这对任何一级政府和任何一届政府来说都是不可绕开的大问题。第三个就是老龄化人口。
第二方面的挑战：自然资源的超常规利用。改革开放以后，国民生产总值翻了两番，而且现在经济增长速度不减，这是我们历史上值得骄傲的一个时代。但是，每年平均9%左右的经济增长率？我们是靠拼资源、拼消耗换来的。我们粗放式的生产导致了自然资源，包括能源的超常规利用，而这种超常规利用，在未来的20年当中，一下子还不能完全改变过来。这就给我们未来的发展带来了一些不利的方面。我们过去强调生产价值，森林砍了，做木材，造纸，换来的钱大家认为这是钱。但是它的生态价值算过吗？涵养水源、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的保持和生物进化的过程等等，多少钱？这些我们没有做过计算。
第三，我们要促进生态环境倒U型曲线的逆转。我们的生态环境的形势其实是整体恶化，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我可以想象一种状态：一个地方经济增长翻了两番到三番，而生态环境没有受到干扰，并且变得更好。不仅是我们，全世界所有的国家和地区都没有碰到过这种状态。因为从理论上讲，如果我们划一个坐标系，用纵坐标代表环境质量生态退化的速率，用横坐标代表人均的财富从少逐渐加大，实际上随着人均财富的增长，生态环境质量是恶化的。而且，这种恶化的速度是加大的。到了这个倒U型曲线临界点的时候，再随着人均财富的继续增长，生态环境质量开始变好。我们统计过世界上133个国家和地区，他们的经济增长和环境质量之间的变化，无一能逃离这个规律的制约。即使是在你非常重视的情况下，这个规律仍然是要表现出来的。
当然，向右侧逆转的这样一个过程，我们肯定不会走资本主义国家的道路。世界银行统计，美国是在人均GDP达到11000美元的时候，日本达到人均8000美元的时候，开始向右侧逆转。但是我们作为后发国家，他们走过的弯路我们肯定不能再走，他们的先进技术和管理能力我们现在就可以借鉴。当人均GDP达到3000到4000美元之间的时候，也许就是我们生态环境质量向右侧良好逆转的时候。
第四，现代化进程的急速推进。现代化是几百年以来中华民族志士仁人追求的梦想。现代化进程的推进，给我们带来肩上的压力，是中国作为发展中的大国所面临的不得不承受的压力。中国的发展，如果用竞赛来讲的话，是腿上绑着沙袋和别人在跑道上竞走。这就是我们面对的基本现实。
中国就陆地面积而言，处在世界大国的地位。世界上领土面积超过720万平方公里的大国只有6个，我们对比了这几个国家。中国 55%的国土面积不适宜人类的生活和生产，35%的国土面积经受土壤侵蚀和荒漠化，30%的耕地面积为PH值小于5的酸性土壤，20%的耕地面积存在不同程度的盐渍化或海水入侵，17%的国土面积构成了世界屋脊，中国大陆平均高度是世界平均高度的1.83倍。稍有物理常识的人就知道，离地心越远，要修公路、搞建设、开发矿山、建立城市，比高出它一倍的地方，要多付出大量的代价。
中国在工业化还没有完成的情况下，又面临信息化和知识经济的到来。因此中国的任务叠加了，由此给中国造成了一种发展成本。我们大致计算了一下，世界上平均发展成本是1的话，中国要多花四分之一。也就是一美元在国外做到的事情，在中国做要多拿出0.25美元。这是一个宏观的、整体的比较。
第五，城市化战略的优先定位。从新中国建国初期到现在，我们一直背着这个包袱，就是工业化的进程。超过城市化进程。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有一个口号，我们都有一个口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认为在城里人吃的是闲饭。其实弄错了，真正生产力的聚集和财富创造的源泉，应该是城市代表先进生产力这样一个过程。而这个过程，由于我们五十年来执行城市战略的偏差，造成我们现在城市化水平落后，城市本身完善还存在很多问题。
第六，区域不平衡的加剧。按照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库斯涅夫的分析表明，其实在人均GDP处于3000美元之间，贫富之间的差距是扩大的。只有过了3000到5000美元之后，贫富之间的差距会逐渐缩小。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党和政府是用了非常大的力气，比如通过西部大开发等等，来改善区域不平衡。
牛文元教授认为面临这六大挑战，我们必须选择一个好的方向和战略。这些战略和方向，都不是传统的发展道路。我们提出实施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实际上是以一种远见的、科学的、对人类负责的精神，提出了最好的一个国家战略。这个可持续发展战略有一些值得深入研究的基本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内容：
以人为本的内涵。大致可以总结为6个方面，要惠及全面福祉、保障基本人权、创造机会平等、男女平等参与、弱势群体的救助、文明共建共享。
全面发展的内涵。大概有三个方面，第一是自然经济社会复杂系统的全面思考，不是光考虑经济，要考虑到社会，也要考虑到自然，能不能支撑；第二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全面建设；第三是“政府、企业、公众”社会结构的调整。
协调发展的内涵。协调发展的内涵有五个：“发展动力、发展质量、发展公平”的有机协调；“发展数量、发展效益、发展速度”的有机协调；“点状发展、轴状发展、面状发展”的有机协调； “人与自然、人与人、人自身”的有机协调；“个体利益、团体利益、整体利益”的有机协调。
可持续发展的内容可以归纳为三条：人类对自然的索取，必须与人类向自然的回馈相平衡；当代人的发展，不能以牺牲后代人的发展机会为代价；本区域的发展，不能以牺牲其他区域或全球的发展为代价。
可持续发展有两大核心：第一是平衡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人与自然必须是平衡的、协调的。人本身就是自然界的一种物种，而人要把自然当成自己的奴仆，这不合理，会受到自然的惩罚。第二是要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两大关系是核心走向。人与自然之间是什么关系，应该是多赢、共赢，而不是谁要吃掉谁。当然在系统发展某一个转换的时刻，也就是系统转换的时候，我们是需要破坏旧系统，建立新系统。但是在长时期，在系统进展的过程当中，我们应该互相协调。
中国可持续发展必须依次通过三大“零增长”台阶。第一，人口的自然增长率。现在是千分之八左右，慢慢维持平衡，以后开始下降。二是资源消耗速率。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在总量上变化为零增长，那么我们整个地球、人类社会、人类文明才有可靠的保证。三是生态环境退化速率。
中国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必须通过三条“倒U型”曲线：发展动力的倒U型曲线；发展质量的倒U型曲线；发展公平的倒U型曲线。这是我们在世界上和一些比较先进的国家，一起共同商讨、研究的结果。
科学的发展观有三大判据：发展度、协调度和持续度。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六大平衡：人与自然的平衡、环境与发展的平衡、效率与公平的平衡、利己与利他的平衡、可持续供给与理性消费的平衡、物质生产与精神富足的平衡。
可持续发展催生新型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也就是进入绿色GDP的时代。可持续发展与绿色GDP，我们简化一点说，就是从传统的GDP减去自然部分的虚数，减去人文部分的虚数。例如，两辆车不发生事故，GDP没有任何增加，这两辆车碰了，GDP就来了，你要修车，要仲裁，要医院看护，这都加到GDP当中了。但是，我们需要这种GDP吗？人文部分的虚数包括更多，二十几项，把这些东西都减去了，才能得到真实的绿色GDP。
牛文元，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研究所研究员、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中美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委员会中方主席；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组长，首席科学家；中国国家高技术计划（S－863计划）软科学研究战略组组长。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