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股市是一个半流通市

记者：中国的股市有自己的特色，只有“对症下药”，才能妥善整顿和发展中国股市。请问您是如何评价当前的股市？

成思危：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保证金融安全、高效、稳健运行是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基本条件。我本人这些年来对金融问题比较关注。大家对于中国股市都做了很多的研究，中国股市也是在邓小平同志的直接关怀和支持下，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建立起来的。2001年我在全国人大常委会《证券法》执法检查总结工作中，对中国股市发展评价是“还处于初级阶段，宏观看来进步不小，微观看来问题不少。”2003年我发表了一篇《让股市恢复本色》文章。在这篇文章中，我认为中国股市要恢复它的本色，实际上就是要成为一个有效的投资和融资场所。简单地说，投资者可买卖、可持有，企业应有进有出。

中国股市是一个半流通市。我们的国有股、法人股不能流通，流通的只能是社会公众股，社会公众股在总股本里大概只占三分之一左右。这是当初建立股市时按政策设计者们的考虑来制定的，不能说当时的考虑没有理由。当时的出发点是中国股市才刚刚开始，要摸着石头过河；另一个是政府要保持对国有企业股权的控制。另外，全流通会产生整个股市的供应量太大。我们不能拿今天的眼光来批评当时的情况，但股市发展到今天，不与时俱进恐怕是不行的。

我们应从股市的目标模式或者股市的本色来探讨并发现问题，找出现状和应有状况或理想状况之间的差别。关于股权分裂和流动性变革问题十分重要，必须深入研究、切实解决。

股市目前还不是中国经济的晴雨表

记者：为什么中国的股市目前还没成为“中国经济的晴雨表”？

成思危：“股市是经济的晴雨表”这句话没有错。但中国股市目前还不是中国经济的晴雨表。这主要是我们股市规模小，并且实际规模更小。中国股市对GDP的比例，按照2001年底世界银行一个整体分析的数据，大概是40%左右。全世界平均是90.7%，发达国家即高收入国家平均是130%。而实际上这个数字是还有水分的，因为有三分之二不能流动。真正能流动的只占百分之三十五左右，也就是说真正能流通的股仅占GDP的百分之十几。

股市的稳定性跟它的规模有很大的正相关。一个股市的规模越大，就越容易稳定。美国股市无论怎么起伏、波动还是不容易出大问题，其中跟它总量大有关系，而我们总量小，容易被恶意操纵。我们5000万股以上的盘子，在1000多家上市公司当中占的比例不太高，根据2000年底统计1076家上市公司，流通股占5000万以下是307家，5000—10000万股的409家，真正一亿股以上才360家。

股市存在四大弊端

记者：依您之见，股市现存在哪些弊端？

成思危：股市是不能全流通的股市，我认为由此存在四大弊端：一是它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是有限的；二是不同持有人利益不一致。国家股、法人股、公共股不同的持有人利益不一致，非流通股股东与社会公众投资者中小投资者的利益不一致。非流通股的持有者总希望股市涨，所以尽量制造利好消息，甚至以一些虚假的信息来推动股市的涨幅，这样才能更多地有利于自己。而当股市下跌时，总想办法利用增发、配股等方式进一步从资本市场吸取资金。这个时候增发、配股的结果可使本来资金供应量不足的股市更容易下跌。如果利益一致，就不会这样做。

还有一点就是由于很多上市公司是国有企业，而目前上市是一个稀缺资源。正因为如此，在中国就出现了比较多的买壳上市，这样即使上市公司质量有问题，它也能以比较低的成本在政府的指导下重组。

第三个大弊病是造成了同股不同值的现象。按道理说，国有股、法人股、公众股，同样一股价值应该相同，“同股同权”是股市的基本原则，但我们实际上是同股不同权。公众股由于在市场上流通，它是利用市场的定价机制。而不能流通的股则不能运用市场机制来解决问题。同股不同值，也就是同股不同权，等于同样一个股拥有的财富是不一样的。

第四个弊病，就是发挥不了股市在优化资源配置、推动经济发展方面的作用。股市的基石是上市公司。如果说股市中的上市公司都没有投资价值，股市就也是一大堆泡沫。上市公司要打稳它的基石，就要健全法人治理制度，要按照证券法的要求，真实地披露信息，促进证券市场健康规范的发展。但在“一股独大”，或者不流通股占多数的企业里难以做到这一点。在证券法执法检查中发现，一些股东大会实形同虚设。我曾经问过一些小投资者，说股东大会你们参加吗？他们说也参加，但是主要是找个机会说说话，拿点纪念品，吃个饭。他们没有决定权，表决时也难以发挥作用。我习惯用法人治理制度，现在大家习惯叫“结构”，因为“制度”不仅包含了“结构”，还包含机制。如果上市公司连续亏损，即使挂了ST，政府仍总是千方百计想办法重组，保住上市公司，这就不利于市场优化配置资源，不利于上市公司质量的提高。

国有股减持的问题

记者：您是如何看待国有股减持？

成思危：这个问题在我们2001年国有股减持中表现的特别明显，当时确实是股市一路在涨，1999年到2001年上半年中国的股市涨的很快，大概涨了90%。在这个情况下，当时政府也是考虑减持一部分国有股，充实社保基金。我认为，从动机来说是好的。中国如果不建设一个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就会影响我们的发展。但问题是按什么价格来减持，当时确定按市价减持，这就把同股不同值的矛盾激化了。如果不卖，一般投资者也无所谓，现在把这么多非流通股按照市价卖，投资者当然有意见。把不流通的股，按照流通股同样的价值收回资金，产生较大的反响，票离造成了股市的下跌。这个问题中央很重视，通过调查研究及时停止了这个做法。但是这确实反映了同股不同值的问题。

进一步发展中国股市

记者：您认为应如何解决半流通市场所存在的问题呢？

成思危：我认为，首先要按照邓小平理论中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构想来研究和看待中国的股市问题。邓小平同志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个人理解是两个方面：一要按照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要促进资本市场的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扩大直接融资，发挥市场的资源配置方面的基础性作用，不断提高经济发展的效率和效果。正因为这样，我们要认真研究国外几百年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积累下来的好的经验、好的做法、好的组织方式、好的管理方式，并且大胆结合我们国家的情况加以采用。中国的股市也是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建立和发展起来的 。不然，就没有今天的股市。

但只讲规范，不讲发展，中国股市的问题也不能很好地解决。我们直接融资的比例相当低。股市作为直接融资非常重要的场所，我们还是要发展，要通过改革开放促进它的发展。现在有一种悲观的看法，认为中国的股市对经济起不了什么作用，这样的看法是错误的。中国股市进一步发展和规范，必然能对中国经济起到较大的作用。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另一个方面，就是要保障社会的公平和公正，特别是保障弱势群体的合法利益。中国股市的投资者，开户数有7000万。我们现在是两个市场，这个数有重复计算之嫌，但投资者人数是不少的。其中，绝大部分是中小投资者。中小投资者在股市中是弱势群体，他们掌握信息、资金实力、承受风险的能力等难以与大投资者相比，他们也没有任何手段去操控市场。有人统计过，在上证指数涨到2100点以上的时候，有60%的中小投资者仍没有赚到钱。现在被套住了的应该说绝大部分也是中小投资者。我们一定要注意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风险是自负的，但我们要保证公平的环境，不能够让虚假信息、内部交易、恶意操作而增加他们的损失。

六个方面的可行性

记者：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如何才能确保股市全流通改革的稳定和可行？

成思危：我对可行性做过一个定义，即有六个方面的可行性。首先是技术上是可能的。第二经济上是合理的。第三法律上是允许的。如果说现在法律不允许，而确实有必要，可通过法定程序修改法律，但是法律还没有允许你这么做，恐怕就不合适。第四是操作上是可以执行的。第五是进度上是可以实现的。我认为中国股市的全流通难以短期做到，进度上需要时间。最后一点是政治上要能为各方所接受。各利益相关者都能够达到一个妥协，达到所谓系统工程的“帕累托效应”，大家都能够接受。如果只从一方考虑是不行的。以前在股市上考虑比较多的是融资方的利益，而对投资方的利益考虑不够，这就会产生问题。比如上市公司融到了钱，又交证券公司委托理财，结果又回到股市，把股市抬高了，但企业的价值并没有提高，最终受到损害的是投资者。

两方面考虑股市的全流通

记者：有一种看法，认为中小投资者应离开股市，这样才能避免这些弱势群体受损。您对此有何见解？

成思危：让弱势群体远离股市，我是不赞成的。 中小投资者都离开股市，股市是难以发展的。在国际上既无先例，理论上也站不住脚。事实上，世界各国的股市，不管其规模大小，都离不开广大中小投资者的积极参与。不是让中小投资者远离股市，而是要为中小投资者提供一个公正公平的赢利环境。要运用法律手段保障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和合法利益。《证券法》中已对一系列违法违规行为做出禁止性规定。为建立健全证券民事诉讼和民事赔偿机制，最高法院已对此有一个司法解释。

我们应该从两方面来考虑股市的全流通问题：一是有利于资本市场的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二是有利于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如果我们推进全流通，使部分利益被一些实力资金和大户所掠取，中小投资者得不到实惠，那我们全流通的改革就是失败的。

改革的一个特点是路径依存

记者：回顾十几年来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历程，您有哪些体会？

成思危：我常说管理学家和经济学家有不同之处。经济学家更多关注的什么是理想的模式和为什么它是理想的模式，就是what和why的问题，管理学家关注是怎么从今天的现状过渡到明天，是how的问题。现在行为金融学、行为经济学也是考虑怎么实现的问题。总的来说经济学和管理学还是有这么一点不同。如果经济学家描绘了河对岸是一片美丽的风光，那么管理学家就是研究怎么过这个河。改革有一个特别大的特点就是路径依存，就像走象棋一样，你走的第一步影响到你以后的每一步，如果只考虑第一步先迈了再说，如果要退回来代价是非常之大，而且有的是不可能回头的。我们货币市场的发展是三起三落，每一次起落都造成很大的损失，都有一部分财产流入个人的腰包。我们推行全流通市场，一定要注意周密策划，要在 邓小平同志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指导下，围绕党的十四大确定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贯彻实施好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五十条和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四十二条。 （本报记者 李玉梅）

简历

成思危，1935年6月生，湖南湘乡人。民建成员。1978年任化工部科技局工程师。1981年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到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攻读管理工程，1984年获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回国后任化工部科技局高级工程师、总工程师。1988年任化工部科技研究总院副院长兼总工程师。1993年任化工部副总工程师。1994年任化工部副部长。1995年加入民建，1995年被增选为民建中央副主席。1996年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管理科学部主任。1996年当选为民建六届中央委员会主席。1997年当选为民建第七届中央主席。1998年任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98年当选中国软科学研究会理事长。2002年当选民主建国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主席。2003年3月当选为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