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飞亚

科学研究需要国家资金的资助，这是现代社会的一个常识。但是为了保证有限的资金不至于打了水漂，在理论上，这种资金显然应该以最公平有效的方式资助最有价值的科学研究。但说时容易做时难，美国科学界近年关于资助学术研究的“同行评审”和“直接拨款”这两种方法的讨论，可能会给我们一点启发。

学术研究中的同行评审制度最早起源于西方国家。1665年英国皇家学会首创聘请同行，评审投寄给皇家学会《哲学会刊》的文章。美国是第二个采用这种办法的国家。1804年杰弗逊总统要求美国哲学学会在发表路易斯（Lewis）和克拉克（Clark）远征探险的结果之前先进行评审。随着学术研究的发展，1840年美国斯密斯叟尼恩学会（Smithsonian）成立一个专家委员会，对申请联邦科学研究经费的申请者进行评审和推荐。二次大战以后，联邦政府更通过立法，规定对一些申请联邦经费的研究计划或设备计划必须由同行专家进行评审。上个世纪5、60年代专家评审制度在美国被广泛接受并大力推行。从1950年以后美国联邦政府预算通过这种程序资助了大量的科学研究项目。因此，同行评审作为一种美国学术和科学研究中行之有效的制度已经深深地植根于美国的历史、文化和立法中。这种制度也被看成是促成美国研究型大学操持领先世界的基础科学研究能力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

同行评审过程在许多方面表现出库恩所说的科学团体的某些特征。对学者来说，同行评审不仅是一种外在的分配联邦研究资金的机制，它还深深地植根于高等教育制度之中。同行评审决定了教师取得终身教职资格和晋升和成果价值的评估。在这种机制下，学科新知识、新发现得到同行专家的检验，判断其学术上的真正价值。同行评审还决定了学术研究著作能否得以发表。在某种程度上，同行评审是大学和研究机构的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不遵守这项制度被看成是一种严重的违规行为。因此，学术界也就是主流学术文化认同这样一个道理，学术机构在作出决定时必须运用同行评审的机制。

同行评审在学术性的科学研究中所起的规范作用是非常明显的。专门研究同行评审的Daniel Greenberg说：“科学机构怎样来推进真理，消除错误，表扬发现真理的研究者，拒绝胡思乱想呢？”答案就是，科学经过三个半世纪发展，已经进入到证明科学自身是否有所进展也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了。谁来作出这种判断呢？通常就是研究者的同行，那些熟悉研究者领域的另一些科学家。Greenberg继续说，同行评审制度并不是绝对不出错的，同行判断的错误也曾发生过。但这种制度要比任何一种其它的鉴定真理的方法，更能够免于诚信问题、欺骗及学派偏见。它也使学术研究和成果评判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免于政治和社会压力的干扰。多年以来，为什么在美国科学界中欺世盗名之事相对少见？美国人认为这并不是因为科学家拥有不同寻常的诚实品质，而是因为科学发现要经过同行专家的严格评审。因此，尽管科学家本人是有感情的，谋求自利的，竭力想超过自己的竞争者，但公正的原则作为他律是一种强有力的规范。科学工作者如果要在专业上得到酬报，自己的发现必须经过同行专家评审。美国前国家科学基金会主任Atkinson 曾说：“美国科学已经在国际性科学奖项中占支配地位，它所带来的科技革命影响了人类生活的每一个方面。美国科学制度中一个关键的因素就是同行评审。”

但是这种制度在美国学界也经常受到批评。美国学者认为同行评审看上去是个好机制，但实际上是有缺点和带倾向性的。第一，由于现代学术和科学的发展，任何专家除了自己的专门领域之外，对自己专门研究之外的领域实际上所知有限，特别对一些超出自己知识结构的创新性研究的判断难免失准。第二，同行评审在本质上是有倾向性的。在美国各个领域的评审小组大多数成员来自美国排行前10名或20名的一些长春藤大学。他们被批评把联邦政府的研究经费用来酬报他们的同事。还有人认为同行评审是一个老同学、老朋友的网络，它使富人变得更富。多年以来，这种制度一直在资助同一类的老学校、同一类的老科学家和同一类的老学科，为了资助一些有特权的少数人，而否定了资助一些新人的创新研究计划。一些批评还指出长春藤大学并不是样样领先，像高温超导这样的发现就是由不太有名的休斯顿大学和阿拉巴马大学，而不是哈佛所发现的。

因此，一些在同行评审制度中居于劣势的大学校长，为了给自己的学校争取机会，转而呼吁和游说华盛顿的国会议员为那些正在成长的大学提供直接拨款，从而使它们壮大到足以去争取同行评审的资助。而国会议员则从自己所在州的利益和竞选连任的动机，也帮助一些大学得到科研项目和设备项目的直接拨款。自1980到1996年中，这种国会直接拨款数达52亿多美元。但这种直接拨款或者“政治拨款”，受到美国主流学术界和全美大学协会的批评，认为这种资助制度绕过同行评议，转而依赖政治影响和直接拨款，使它的科学价值打了折扣。因为这些拨款计划几乎不就它们的科学质量而受到审查。同时也减少了本来用于通过同行评审资助科学研究的资金。美国前总统里根、布什和克林顿为削减联邦赤字都反对这种直接拨款，并多次否决了一些拨款项目，但总统在财政拨款上的有限权力也不能限制这种做法继续付诸实施。

不过，在目前美国科学制度中，同行评审在国家资助科学研究方面依然占据主导地位，直接拨款作为一种补充也依然存在。有关这两者的争论也仍在国会和学术界进行。显然，这两者作为科学资助制度都有其合理方面。这或许对我国的科学资助制度也会有所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