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侯艾君的《车臣始末》
车臣问题很复杂。它既是现实问题，又是历史问题。所涉及的既有政治问题，也有经济问题。牵动着车臣命运的不仅有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宗教极端势力，而且有俄罗斯中央政权维护国家统一的军事行动。但是，不知为什么现在人们一提到车臣，就只剩下了一个恐怖主义，或者说，除了车臣的恐怖主义和俄罗斯政府的反恐怖主义军事行动，对于这个遥远而又似乎很近的车臣却难有所知。
谁都明白，学者在发表自己的看法时，并不代表政府机构在宣读什么声明，除了自己他无能也无权代表任何官方人士讲话。学术研究的无禁区立足于一个基础，那就是不要将学者的意见认定为是“官方的看法”或者是“违反官方看法”的看法。
车臣问题远不是一个恐怖主义问题，或者说，仅仅解决恐怖主义是无法彻底解决车臣问题的。车臣的问题盘根错节，关系千丝万缕。侯艾君在《车臣始末》一书中提出了形成今日车臣问题的五大因素：历史因素、现实因素、伊斯兰因素、文化差异因素和外部因素。
所谓历史因素中，作者指的是从18世纪初开始至20世纪40年代车臣与俄罗斯关系中的一系列重大事件所产生的影响。作者认为，在1772年，“俄罗斯国家与车臣人的第一次接触，就是充满血与火的冲突。”到了19世纪初，沙皇派出以叶尔莫罗夫将军率领大军对北高加索进行讨伐，“俄罗斯军队对车臣人采取了有效的战术，例如砍光森林，使车臣人失去藏身之所，难以隐蔽，在一定时期里使俄罗斯军队得到安宁。”对这一时期的俄―车关系，侯艾君运用了这样的语言：“车臣人像一切北高加索山民一样，主动袭击和抢掠俄罗斯人，而俄罗斯军队也对车臣发动了残酷无情的军事行动。”
从19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初，出现了车臣人的国家——“沙米尔伊玛玛特”，但这个国家于1864年在俄军的武力进攻下瓦解，臣服于沙皇俄国。作者指出：“经过几十年的高加索战争，沙皇政府领教了山民热爱自由、不畏强暴的坚强意志，对北高加索地区采取了较为温和的怀柔政策；此外，多年的战争对该地区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必须给以一段时间的恢复和重建。”在作者看来，沙皇政府改变对车臣政策的动因是：“实际上，俄罗斯能够最终让高加索山民放下武器，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高加索战争后期高明的政治、外交手段。俄罗斯赢得了军事行动，但是对山民的让步也很大。”
十月革命后的国内战争期间，各种政治势力和军事力量在北高加索地区进行了残酷的较量争夺。作者说：“在多种政治力量角力的背景下，作为参加角力的一方，北高加索山民付出的最大，政治贡献最多，处境最不利，得到的也最少；而红军则在艰难的国内战争中得到山民的可贵相助。最终结果表明：角力各方的最大收益者，乃是布尔什维克政权。”于是，就像在整个北高加索地区，在车臣就开始了一个独特的民族发展历程——“北高加索地区既没有分裂成若干小国家，也没有完全实现一体化”，而是实行了一种民族自治政策。令作者遗憾的是：“但是，接着在20年代末期进行的强制集体化，却没有考虑他们的传统习俗和固有的社会方式，破坏了当地的社会组织和经济生活，招致当地人民的激烈反抗，尤以车臣为最。造成该地区人民与苏联埃政府长期的紧张和对立。从十月革命之后直到30年代，车臣地区对苏联政府的反抗一直时断时续：从1929年到1930年，车臣发动了反对苏联政府的暴动，最后被强力镇压下去。在此期间，车臣损失大量人口，这是苏联政府不顾及民族和地区特点而导致的悲剧事件。”
然而，车臣的悲剧并没有结束。1944年，作为整个民族的车臣人被流放出自己祖居的土地，遭受了和其他被高加索民族一样的命运。对于这种突然的、大规模的流放有许多复杂的原因，但侯艾君尖锐地指出：“在卫国战争后期、苏联已经胜利在望的时候，车臣人和其他民族，多数是穆斯林民族一起被流放，除了形势的必需，显然还具有某种惩罚性质，同时也表明苏联领导人有较为长远的考虑。流放车臣人，乃是一个深谋远虑的计划和步骤，是用‘斯大林方式’完全、彻底解决‘车臣问题’或‘北高加索问题’。”作者还认为，50年代，赫鲁晓夫为在战争中被流放的民族平反导致了更严重的后果，一是车臣等民族的返回北高加索导致了“车臣返乡者与现在的当地居民产生新的矛盾”，二是车臣人犯罪数量增加，“车臣人所犯的罪行，多数具有激进的民族主义性质，目的在于恐吓车臣以外的居民，使他们离开住宅。”
关于伊斯兰因素，侯艾君认为，车臣问题中的伊斯兰因素就是“伊斯兰激进化”。这种“激进化”包括两种因素，一是经过长期的压制，但没有被禁绝的伊斯兰教在苏联解体后开始复兴，“开始了回归传统的运动”，随之宗教势力增长，二是俄罗斯对车臣的政治军事压力使“圣战”教派――瓦哈比派从国外猛烈传入，并使伊斯兰因素迅速膨胀为车臣“与俄罗斯联邦中央对抗的思想资源”。侯艾君承认，瓦哈比派是对车臣及整个高加索地区稳定的一种极大的威胁，但是他也指出：“车臣恶劣的社会经济状况（人民贫穷、社会动荡不安、大规模失业），才是瓦哈比思想存在的土壤，恐怖主义是这种社会经济、战争形势的后果，而不是其原因。”
所谓文化差异因素，作者说：“车臣的文化是那种很难被现代化的文化，其内在的要求是竭力保持传统。”因此，试图影响，甚至同化车臣文化的俄罗斯文化就处在了车臣文化的对立面，于是在文化的交流和交融中就连绵着不断的冲突和冲撞。作者公正地指出：“俄罗斯帝国征服、统治的100多年时间，对于使车臣社会与俄罗斯社会实现一体化、成为一个与俄罗斯同质的社会来说，仍显得短了些。历史表明，异质文明若要同化伊斯兰文明，是非常困难的事情。东正教文明不能，苏维埃文明也不能。”“文化差异并不总是导致政治危机，但是，文化差异却有重要的政治学意义。”在车臣，正是文化差异和对文化差异的处置不当，才形成了艰难的处境。作者说：“在一个社会中，如果存在严重的文化差异、隔阂，再加上经济、政治利益的差别，那么，这样的社会就会有更多的可能走向冲突。”他的结论是：“对于消灭与俄罗斯正面对抗的车臣分裂武装来说，俄罗斯的军事力量已经足够强大。但是，车臣危机的军事阶段结束之后，军事手段已不重要。为促进相互沟通、理解，逐步消除上述这种社会与文化差异，俄罗斯政府应着手给予车臣以更多的扶持：帮助其经济发展，提高文化，使其融入现代生活；实现现代化、车臣与俄罗斯社会的一体化；彻底消除产生恐怖主义的根源，这才是出路。”
在诸多因素中，侯艾君最强调现实因素。他说：“现实因素，才是引发车臣危机的直接原因”，“车臣危机始于戈尔巴乔夫改革，那些导致苏联解体的因素，也是引发车臣危机的重要原因。”按照侯艾君的说法，现实因素中最重要的是戈尔巴乔夫倡导的对历史问题，也就是历史“空白点”的揭露与批判。作者同时也指责了领导者争夺权力所造成的恶果：“车臣危机的迅速发展和最终失控，也是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之间争夺权力的恶果。为了政治斗争，政治家不惜损害国家利益，却正是难以想象的。”
无论是历史因素还是现实因素，车臣问题都与外部世界有关。这里有两个问题，一是西方世界与车臣的关系，二是车臣与整个高加索地区的关系。对于前者，作者认为，“在每一个环节上都有一些影影绰绰的外部势力”站在车臣的背后，“车臣危机是西方的阴谋”。对于后者，作者指出，“车臣危机实际上是整个北高加索，甚至整个高加索政治进程的一部分”。
我所以建议有更多的关注车臣问题的人去阅读《车臣始末》，并不是因为我完全赞同侯艾君的结论，我赞同他的一些总的结论，但是在不少问题上也和他意见相左。比如说，在形成车臣问题的诸多因素中，我始终强调历史因素的严重作用，尤其是苏联时期的历史因素。我认为恰恰是这些历史因素导致了今日难解的“车臣之结”。又比如，侯艾君认为，赫鲁晓夫为被斯大林放逐的少数民族平反“造成了严重的后果”，而我认为，给被放逐的民族平反是执政者改正自己执政失误的重大政治措施，是增强民族亲和力和国家稳定的难得的决策。而平反后的消极后果并不是平反本身所必然要带来的。
而在现实因素中，我和他的分歧就更大。总的方面，我同意他这样一种说法，即导致苏联解体的原因也是导致车臣危机的原因。但是，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苏联的解体？侯艾君主要指责的是戈尔巴乔夫，是他的揭露“历史空白点”的“自由主义”和他的改革的“官方自由主义道路”。我认为，苏联解体的原因十分复杂，指责戈尔巴乔夫是使苏联解体的惟一罪魁祸首是不符合历史的真实面貌的。根据现有的史实，可以这样说，如果要追求苏联解体的领导者的个人责任，那叶利钦所应承担的不应比戈尔巴乔夫小；在诸多原因中，苏联共产党作为整个组织的自身的退化、变质和瓦解是最重要的因素。
我并不认为《车臣始末》是一本完善的探讨车臣问题的著作。在这本著作里，还存在一些前后相矛盾的分析与结论，但对于作为在博士论文基础上完成的这一专著已经具有了足够学术分量和现实意义。这正如作者所写的：“作为一个历史研究者，对于车臣问题进行历史分析，也许才逐渐具备了一些条件。”好在《车臣始末》毕竟为“缺乏关于车臣以及车臣民族的知识”的我国国民提供了一本值得一读一思的著作。
我对这篇短文的题目用了“左斟右酌”四个字，一是深感对车臣问题的研究确实需要左斟右酌，反复思量，二是也想左斟右酌，不致自己的行文失误，走入禁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