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6月6日据说是一个百年难遇的吉利日子，也是《国务院关于推进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有关问题的意见》（下称《意见》）正式对外公布的日子。 谈起滨海新区，人们自然就会想到将其与上世纪80年代的深圳特区、90年代的浦东开发区相提并论。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三面旗帜，它们既代表了三个不同的时代，也代表了三个不同的区域，更代表了三种不同的定位。三个试点布局在空间上是由南向北延伸，与产业迁移的方向较为吻合。其中,深圳特区是上世纪80年代中国区域经济改革开放的拓荒者，浦东开发区是上世纪90年代区域经济改革开放的攻坚者，同时它们又和滨海新区一道成为新时期综合改革的推进者。

而对于目前的深圳、浦东、滨海来说，相同的地方是，不仅同处于改革开放的前沿，而且区位经济基础较好，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三大经济圈人口只有全国总人口10%多一点，但创造的GDP却超过了全国的40%。不同的地方主要是改革和经济的起点不一样。浦东和滨海新区只是区一级建制，而深圳拥有较大的决策权和相对独立的立法权。浦东和深圳服务业比重较高，需要解决资源、环境和开放变量约束下的经济结构升级和再发展的问题。而滨海新区以第二产业为主，需要解决的还是整合区域经济发展格局，在新的形势下更好更快地加速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问题。

天津滨海新区的发展对中国带来的意义是多方面的，比如改革的推进，比如生态经济的发展，但是最直接的、最显著的意义可能在于改变中国经济的区域布局。20多年的改革开放历史证明，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总是要依托于一些经济活跃区域的拉动。1990年代中期之前是珠三角，1990年代中后期是长三角。现在，新的希望则寄托在以滨海新区为代表环渤海经济圈。通过加快滨海新区的开放开发，不仅可以为整个经济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而且有助于改变环渤海地区发展相对滞后的局面，从而将这一有巨大发展潜力的区域建设成继长三角、珠三角之后新的经济繁荣，促进全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滨海新区的兴起带来的一个最直接的效应就是，京津地区的产业整合。北京需要加速第三产业尤其是文化创意产业和金融服务业，在第二产业中需要加快向高端高效产业升级，重点发展电子通讯设备制造、汽车制造、装备制造、生物医药等产业。而以滨海新区为主的天津则主要还是大力发展第二产业，重点在于电子信息产业、石化产业、冶金制造业等。天津一方面需要承接来自北京的以钢铁为代表的制造业的迁移，另一方面密切利用好北京在国内首屈一指的原始创新和继承创新能力，以打造科技研发基地。

天津滨海新区的辐射能力一旦形成，中国经济版图将因此而改写。从国内看有助于以京津冀为经济核心区、以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为两翼的环渤海区域经济圈的兴起，带动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促进整个北方地区的经济活跃与繁荣，同时也可对周边西部省份经济起到拉动作用，为西部开发作出贡献。从国际上看，天津港已与170个国家和地区建立通航与贸易关系。天津滨海新区的兴起将有助于环渤海区域经济更好地融入世界，将对整个东北亚地区的经济合作与发展起到推动作用。

然而，正应了过去我们常说的一句话：“前途是光明的，道理是曲折的”。早在1980年代中期，环渤海的概念就已经被提出来。环渤海经济圈和长三角、珠三角不仅被并列为推动中国经济的三大重要经济区域，而且还因为可能承接日本、韩国钢铁产业的转移而被一些专家看好。但实际情况却是，在珠三角与长三角先后风起云涌之后，环渤海经济圈依然显得风平浪静。

初步分析，环渤海经济圈崛起需要解决一个至关重要的难题，即区域发展龙头的缺位问题。目前该区域内各个省市的产业结构雷同，一体化动力不足，难以进行分工协作，导致环渤海经济圈有名无实。在环渤海区域内，除了天津之外，从省份看包含山东和河北省，其中山东是全国性大省实力远在天津之上，从城市看包含北京、沈阳、大连。其中，北京是首都，各方面天津都没法比，而沈阳、大连实力也不弱。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滨海新区想要发展成为该地区的一个经济龙头，难度确实太大。

作为改革的试点，滨海新区的压力更大，不仅要发展传统经济，而且还需要发展生态经济；不仅要对外开放，而且需要自主创新；不仅需要与国内接轨，而且需要与国际接轨。与此同时，改革开发的政策效应将不如深圳特区和浦东开发区成立的时候那样强烈。上世纪80年代深圳开放的时候，其他地方都还没有开放，全国体制创新的效应都集中于这个地区，因而占了先发的优势。到上世纪90年代，开发浦东的时候，改革开放已经在全国各地较大范围铺开，使得体制创新的政策效应就远不如前者了。到现在滨海新区成为综合改革试点了，不仅珠三角、长三角势头依然强劲，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和中部崛起同样也成为一定程度上的区域热点，势必使得滨海新区对社会各类资源的吸引力大打折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