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界、政策制定者和决策者需要特别注意的两个问题是：为什么高增长和高投资并没有带来就业的平衡增长？为什么中国经济，稍微一放就恐惧过热，稍微一控就陷入过冷？

我国目前经济增长的推动因素中，投资和出口的效应较大，国内消费方面的拉动力太弱。原因在于投资的构成主要是基础设施、基础工业等建设，国有企业投资，外资等。这种局面下，交通基础设施和能源等基础工业建成后，增加不了多少就业；随着技术进步和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国有企业投资和外资，其容纳的劳动力就业相对也越来越少；而出口产品结构的高级化，特别是技术和资本含量的提高，也会相对和绝对减少劳动力的就业。这就是为什么我国经济高增长，而转移剩余劳动力和城镇就业却越来越困难的深层次原因。

因为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拉动，当投资增长过快时，物价可能上涨；为了稳定物价，要控制贷款规模（由于土地抵押贷款的发展，加上建设项目需要土地承载，土地的供给水平也与信贷和投资规模正相关，于是2004年的宏观调控采取了信贷和土地双紧的方式）；而收紧贷款规模过度，则经济没有足够的消费支撑，很容易陷入低迷。即形成宏观调控一控就大落，一放就大涨的恶性循环。从经济学的流程看，消费决定于收入，收入的大部分决定于就业，剩余劳动力转移越慢，城镇人口从业率越低，在GDP分配中资本分配的比率越高，劳动的分配比率就越低，消费能力就越弱，这是中国国民经济中消费严重不足的最根本性的原因。因此，要解决消费不足问题，不去解决最主要的剩余劳动力转移和城镇就业问题，而想别的办法，无疑是隔靴搔痒。如加大转移剩余劳动力和增加城镇就业，投资和消费的比率就将发生重大的改观，投资起伏导致的国民经济运行的波动性就将会减弱，国民经济运行由于消费比率的上升，稳定性也将会显著增加。

而要转移剩余劳动力和增加城镇就业，改善投资与消费的比例，扩大内需，关键是要鼓励民间投资、民间创业，大力发展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扩大中等收入人口，大规模增加就业机会，减少因失业而贫困的人口。

转移剩余劳动力和增加城镇就业的主要渠道是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可是，从中国企业法人和个体工商户增长情况看，1998年企业法人为262.8万家，2004年为325万家，关闭与新增相抵后，只增加了62.2万家，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每年仅增加10万家法人企业。而根据统计，1999-2000年在工商局登记的个体工商户减少770万户。

我们希望就业压力一年比一年小。但必须正视的是，一方面，国有和集体企业总体上在减少就业岗位，行政和事业单位要控制编制和进行改革，外商投资的资本有机构成在提高，整个经济的技术在进步，资本有机构成也在提高；另一方面，农业的相对收益越来越低，剩余劳动力转移压力越来越大，新增劳动力也规模很大，大学生一年比一年多，往年积累的失业人员规模也不小。微型和中小企业增长缓慢，个体工商户在大规模破产。因此，就业形势的好转任重而道远。

宏观调控应当总体上控制投资，但是要调整投资的结构，适当压缩不增加就业的投资规模，积极鼓励能大量转移剩余劳动力和增加城镇就业的投资；通过扩大国民经济转移剩余劳动力和增加城镇就业能力来扩大消费。当务之急是，政府要放宽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创业的注册、市场准入和经营等管制；杜绝十几个部门对创业和经营的交叉、矛盾和恶意执法；让利于民，大规模清理和停止对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的收费和罚款，对创业和就业实行优惠的税收政策；还要建立切实有效的中小企业融资体系，并提供创业和就业培训等。如果政府能够调整部门的权力和利益，让利于民，并且调整各方面的体制和政策，改善投资与消费比例，那么，宏观经济的稳定、增长与就业的协调，就不会是不可能实现的空话了。

（2006年4月27日《文汇报》周天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