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安顺市对完善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探索
“白水如棉，不用弓弹花自散；红霞似锦，何须梭织天生成。”美丽壮观的贵州黄果树大瀑布驰名中外。但又有几人知道，就在大瀑布所在地，还有一块由胡锦涛总书记当年亲自开辟的改革试验田——安顺多种经济成分共生繁荣改革试验区，如今，试验区已默默耕耘了18个春秋，为我国最终确立“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春天的故事
——建立改革试验区
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贵州，经济总量小、基础条件差，社会经济处于全国落后水平。人口占全国2.85%，而社会生产总值和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分别仅占全国的1.77%和1.28%。当时全省在经济发展中主要面临三大约束：所有制结构不良，经济活力不足。贵州省1987年工业总产值中，全民经济占76.13%，比全国平均水平高16.4个百分点；集体经济占21.72%，比全国平均水平低12.9个百分点；个体、私营及其它经济成分仅占2.15%，比全国平均水平低3.5个百分点。投入能力不足，发展后劲差。1987年贵州当年财政收入与支出相抵，年终结余1800万元，根本无法进行大规模再生产投入。贫困人口量大面广，解决温饱的任务艰巨。贵州贫困县占55.8%，贫困人口达25.24%，全国百分之十的贫困人口集中在贵州，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4倍。
1987年10月至1988年3月，胡锦涛同志三次来到安顺开展调查研究，提出“把多种经济成分作为加快贵州发展的战略问题”。1988年2月29日，在安顺虹山宾馆二楼会议室的现场办公会上，胡锦涛同志针对贵州省的实际情况，创造性地提出了加快贵州发展的新思路，全场为之振奋。虽然此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已召开10年之久，但当时贵州省仍严重受制于传统体制和观念，尤其是在所有制问题上，受“左”倾思想的影响还很深。在这种情况下，提出“多种经济成分”的概念，无疑具有震耳发聩的威力。就在这次现场办公会上，胡锦涛同志决定在安顺建立多种经济成分共生繁荣改革试验区，最早开辟出以“多种经济成分共生繁荣”为主题的改革试验田。没有类似特区和开发区的优惠待遇，也没有沿海沿江的优越地理位置，就在省级政府的权限范围内，在贵州省的腹地，一个以探索我国基本经济制度为使命的试验区诞生了。
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提出“在初级阶段，尤其要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继续发展多种经济成分。”针对当时人们普遍存在的思想不解放、手脚放不开的问题，胡锦涛同志明确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最根本的就是生产力标准，最终还要看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凡是有利于生产力发展，凡是符合贵州实际的，或者从安顺来说，凡是符合安顺实际的，就应该大胆采用，积极探索。”鼓励试验区的建设者们要着眼长远，解放思想，采取切实有效的行动来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真正实现多种经济成分共生繁荣。
“试验区的工作，要抓住时机，加快节奏，大胆探索，狠抓落实。”在安顺多种经济成分共生繁荣改革试验区刚成立一个月，胡锦涛同志又一次来到试验区视察，敦促大家增强紧迫感，加大改革发展步伐。按照胡锦涛同志的指示精神，安顺改革试验区制定了《发展城镇集体经济改革方案》、《保护和发展城镇私营企业的暂行规定》等8个配套文件，为安顺多种经济成分共生繁荣改革试验营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
夏天的奇迹
——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安顺多种经济成分共生繁荣改革试验区从一开始就抓住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以发展集体经济为突破口，促进多种经济成分共生繁荣，在建立初期就使试验区经济一跃而上，达到贵州省的领先水平。
1988年至1990年3年间，试验区新增集体企业112户，私营企业从无到有发展到97户，工业产值增幅比贵州全省同期平均水平高出43个百分点。试验区1990年的工业产值中，国有和集体经济占62.91%，混合经济占31.47%，私营企业、个体经济占5.62%。与1987年相比，国有经济增长32%，集体经济增长77%，混合经济增长55%。在短短的3年时间里，试验区里的所有制结构得到明显改善，各种经济成分呈现生机勃勃、繁荣共生的局面，标志着改革探索已初战告捷。为此，1988年7月4日的香港《南华早报》以《贫困的边疆》为题，赞扬“一批非常开明的领导人在贵州开始了贫困地区的改革试验”，并预言：“如果试验成功，这些改革可能被作为中国其他贫困地区的样板。”
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后，贵州省委、省政府从实际出发，落实科学发展观，在安顺多种经济成分共生繁荣改革试验区的基础上，批准成立了省级安顺经济技术开发区，赋予安顺开发区改革试验、对外开放和超前探索的一系列政策。1996年贵州省人大常委会通过的《贵州省安顺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条例》明确提出：“开发区应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深化多种经济成分共生繁荣的改革”，“把开发区建设成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现代化城市新区”。
2000年国务院批准安顺撤地设市，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和有利于试验区进一步深化发展，省委决定将安顺开发区由安顺市西秀区（原县级安顺市）管理的副县级单位升格为安顺市委、市人民政府管理的正县级派出机构。管理体制和机制的合理设置与创新，充分释放了试验区发展潜在的能量。
2003年，安顺市委、市政府批准开发区建立一级财政，并决定西秀区的宋旗镇、幺铺镇由开发区托管，批准组建西航街道办事处，使安顺开发区形成“一办两镇”的区域管理格局，辖区面积从26.73平方公里扩大到170平方公里，人口从5.2万增加到14万，使安顺开发区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2003年底，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中共安顺市委一届七次全会决定：把多种经济成分共生繁荣改革试验扩大到全市范围。
转眼18年过去了，今天的安顺多种经济成分共生繁荣改革试验区已今非昔比，多种经济成分共生繁荣，经济发展活力强劲。在所有制结构方面，非公有制经济已取得突破性发展。2005年，地处试验区改革前沿的安顺开发区规模以上非公有制工业企业完成总产值5.69亿元，占全区工业总产值的85.4%。非公有制经济增加值为1.5亿元，占开发区GDP的比重为36.28%，高于全市13.5个百分点。
国有企业改革基本实现了投资主体多元化。在国有中小企业改制中，试验区充分利用多种经济成分共生繁荣改革试验区的一系列政策，大胆改革所有制，原则上不设国家股和国有法人股，将国有资产从一般竞争性行业中撤出，实现战略转移。同时，鼓励经营者和能人持有大额股份，创造了安置费折股、承担债务折股、负债持股、货币资金配股等多种入股方式，使试验区的国有经济主体在所有制调整中初步实现了股权结构合理化、多元化。
试验区的改革有力地促进了安顺市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经济总量突破100亿元，全市生产总值由2000年的60.50亿元增加到2005年的106.03亿元，累计完成417.2亿元，比“九五”期间增长56.99%，年均增长10.98%；财政总收入提前3年实现上10亿目标，人均财政收入在全省排位从“十五”期初的第6位上升到期末的第3位。三次产业构成由2000年的31.96:34.17:33.87调整为2005年的22.64:38.57:38.79，三次产业排序为三、二、一，结构进一步优化，经济总量逐步扩大，呈现出速度比较快、效益比较好的良好态势。基于试验区改革的巨大成功， 2005年9月，中共贵州省委、省政府在《关于支持安顺市深化改革促进发展的复函》中进一步赋予安顺试验区9个方面的政策，同时要求安顺市坚持以胡锦涛总书记视察贵州省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总结试验区的经验，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导向，继续紧紧围绕“深化改革，促进多种经济成分共生繁荣，加快发展”这一主题，大胆探索，扎实工作，进一步开创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新局面。
秋天的畅想
——申报全国综合改革试点
2006年3月9日，安顺市向国家发改委正式提出请求，希望将安顺多种经济成分共生繁荣改革试验区列为国家新一轮综合改革试点，这预示着试验区的改革又将迈出新的步伐。
国家发改委对申报综合改革试点做出明确要求：经济基础比较好，有一定的支付改革成本的实力；有一定的体制改革基础，一些领域的改革在全国走在前列；党政领导高度重视，群众有一定的改革承受能力。对此，安顺人的回答是肯定的。经过试验区长达18年的改革探索，安顺人已基本形成改革共识，体制改革走在贵州全省前列，具备了进一步进行综合改革的经济基础。全市国民生产总值由2000年的60.50亿元增加到2005年的106.03亿元，年均增长10.98%，财政总收入由全省倒数第1位上升到第7位，人均生产总值上升到第5位，人均地方财政收入上升到第3位。
在安顺人眼里，国家决定实施新一轮综合改革试点又是一次重要的历史机遇。力争抓住这一新的机遇，希望以安顺改革试验区为依托，通过大胆探索实践，建立新的发展平台，从而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历史性跨越的目标。市委书记陈海峰明确提出用科学发展观指导试验区新的实践，打破常规，敢于创新，敢于突破不合时宜的政策“禁区”，敢于突破前人未曾涉及的“盲区”，敢于突破矛盾错综复杂令人望而却步的“难区”。不断深化安顺试验区改革，进一步消除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体制性障碍。慕德贵市长在《关于安顺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的报告》中明确指出，要进一步深化安顺多种经济成分共生繁荣试验区改革，围绕促进多种经济成分共生繁荣和全方位扩大对外开放，不断推进制度、机制和体制创新，着力消除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体制性障碍。
对试验区来讲，申报国家综合改革试点不仅是新的机遇和新的起点，而且意味着新的责任和新的使命。一方面，虽然“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已写进党的工作报告，写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但是，这并非意味着对基本经济制度探索的终结。如何进一步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如何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如何进一步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加快发展等问题，都有待进一步探索。作为先驱的试验区，有责任继续实践，继续回答，尤其是要对“多种经济成分共生繁荣”的具体框架和制度化设计进行深入探索，力求取得制度性成果。
另一方面，位于贵州中部的安顺，其探索实践在我国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中具有普遍意义。从全国范围来看，我国东西部差距仍然很大，西部地区不仅生产力水平低下，而且人们的观念和经济运行体制也相对落后。试验区以国家综合改革试点为新的突破口，进一步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探索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在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具体实现形式，必将对我国如何做好西部大开发工作产生积极影响。
冬天的沉思
——改革试验区的启发意义
1996年5月11日，胡锦涛同志到贵州视察工作时，又专门到安顺了解试验区的发展情况。站在他亲手开辟的试验田田头，胡锦涛同志深情地指出，在安顺搞改革试验区对当时贵州经济的发展、思想的开窍、经济观念的增强都起到了推动作用，从而揭示出了安顺多种经济成分共生繁荣改革试验区的重大启发意义。
改革开放是动力。安顺多种经济成分共生繁荣改革试验区经过短短18年的改革开放，迅速发展成带动一方经济的开发区，靠的就是改革开放的力量。因为改革开放，试验区摆脱了错误理论和错误思想的羁绊；因为改革开放，试验区才很快走上被实践证明是唯一正确的发展道路。试验区的伟大实践证明这样一个道理：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正确选择。
解放思想是关键。实践反复证明，我国改革开放过程中遇到的最大阻力来自于人们的思想观念。思想不解放，观念不更新，就难以做到主动改革、真正开放。试验区建立之初，就从体制核心进行爆破，从而为试验区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可见，只有坚持解放思想，敢于突破固有的思想观念、框框条条的束缚，才能不断推动改革开放事业向前发展。
大胆实践是方法。在经典作家那里找不到指导改革的现存方案，发达国家的做法又不能简单进行移植。必须大胆地试、大胆地闯，通过实践去寻找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试验”就是一种创造性的实践，需要试验者有超人的胆略和勇气，不怕“水深”，不怕“滩险”，更不能怕“壁硬”。试验区的改革开放实践已无可辩驳地证明，谁敢试，谁敢闯，谁就取得更大的成绩，获得更大的成功。
科学发展是目的。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能否有效解决这一主要矛盾，直接关系着中国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关系着亿万中国人民的福祉。试验区的办法是紧紧围绕发展这一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努力实现又快又好的发展，从而带动广大社会成员脱贫致富。
(学习时报综合部地方发展调研组 陈拥军 汪 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