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有关贫困问题的研究中，学者们不仅关注如前两期文章我们介绍过的贫困的概念、致贫的原因和反贫困战略，而且对贫困的“生命周期”进行过有益的研究，并就贫困者是否会联合起来成为一个阶级展开争论。

贫困者的社会流动

近年来的许多研究结果都显示，人们进入和脱离贫困的流动量是相当大的。许多人成功地摆脱了贫困，这也正是学者们研究贫困问题的主要目的，但也有一些人陷入贫困之中，抑或本来已经摆脱贫困的一些人重新又返回了贫困者中。国外的一些研究还发现，许多人可以很清醒地意识到或预见到在其生活的某个阶段，难以避免地将要生活在贫困中。

英国家庭固定样本调查（BHPS）的统计结果表明，1991年处于收入最低五分之一的人，也就是用通常所讲的五等分法来划分，占总人口20%的最低收入者，其中的一半在1996年仍然属于收入最低的五分之一这一组别之中。换言之，1991年时的贫困者中，有一半的人在5年后的1996年已经成功地脱离了贫困。事实上，在下一个五年期间，那些原来的贫困者中仍然可能有一部分人处于贫困之中，其他人则可能从收入最低的20%这个层次脱离出来，或者又重新返回这个层次。BHPS的调查统计结果还表明，在进行调查的6年中，其中有5年，1/10的成年人一直属于最贫穷的20%人口之列；但是，也有60%的成年人从来没有成为过收入最低的20%。

1984年到1994年德国的调查数据也说明，进入和摆脱贫困的流动是显著的。在这10年中，超过30%的德国人至少在某一年是贫困者（其收入低于平均收入水平的一半）。那些曾经摆脱贫困的人，他们的平均收入水平大约高于贫困线的30%。但是，在这10年中，那些摆脱了贫困的人中，超过一半的人至少有一年又返回到了贫困状态中。

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在分析这一问题时提出，当脱离贫困确实面临挑战和障碍的时候，研究却发现，进入和脱离贫困的流动通常要比想像的更加活跃。贫困并不只是社会力量对被动人群施加作用的结果。甚至处于严重困境的人也有可能抓住机会来改善自己的处境。不应该低估人类进行改变的能力。对如何促进贫困者的社会流动，特别是脱离贫困的社会流动，吉登斯认为，社会政策可能对最大限度地发挥处境不利的个体和群体的行动潜能有重要的作用。

关于下层阶级的争论

在贫困研究中还伴随着关于下层阶级的争论。美国社会学家最先提出了下层阶级的概念，并进行了广泛的研究。W·B·米勒甚至提出了社会下层阶级亚文化的观点。他认为，这种同社会中产阶级观念相对抗的价值观，不仅仅为一小部分人所具有，它甚至为整个社会下层阶级所提倡。他指出，在美国，这种下层阶级亚文化的价值观有六个方面：敌视上层，主张强硬，赞赏精明，寻求刺激，宿命论和主张自由自主。不过，批评米勒的学者却指出，犯罪的并不都是社会下层阶级，社会中上层人士中也有些人具有上述观念。

由美国社会学家出版的关于贫困黑人地位的几本著作，引发了关于下层阶级的争论。W·J·威尔森在《种族衰落的意义》一书中，根据在芝加哥进行的研究成果，他指出在过去的三四十年时间里，美国有相当数量的黑人属于中产阶级。也就是说，已经出现了黑人白领工人和专业人员。威尔森指出，并不是所有的非裔美国人仍然生活在城市贫民区；即使生活在那里，也不是因为受到歧视，而是因为经济因素。黑人是因为经济上处于不利地位而生活在贫民区的。查尔斯·默里赞成大部分大城市存在黑人下层阶级的观点。但是，根据默里的看法，由于帮助黑人改善处境的福利政策很少，非裔美国人发现他们只得处于社会的底层。威尔森则进一步用他的研究说明，许多白人从城市转移到郊区的趋势、城市工业的衰落，以及其他的城市经济问题，从而使非裔美国男性大量失业。在后来的研究中，威尔森更试图解释通过所谓的“贫民窟贫困”产生的聚居在城市的贫困群体。

后来，默里还把自己的研究领域扩展到英国，认为下层阶级在英国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英国的下层阶级不仅包括少数族群的成员，而且包括来自社会分化日益明显的贫困地区的白人。但是，默里的观点受到了英国社会学家的严厉批评。

英国社会学家L·莫里斯考察了英格兰东北部哈特普尔地区贫困的空间分布特点。她发现，正是这种制造业衰落，同时失业大量增加的地区，才有可能出现下层阶级。莫里斯的研究并没有确定会不会出现一个明显的下层阶级，也没有得到直接的证据证明“下层阶级”有独特的文化。所以，她认为下层阶级的概念过于简单化，不能反映当代社会贫困的复杂性。当然，莫里斯的研究只涉及一个国家的一个地区，研究结论的代表性可能受到质疑。

吉登斯对下层阶级理论在欧洲和美国的不同命运作出了自己的解释。他指出，美国的贫富悬殊比西欧明显，尤其是在经济和社会剥夺与种族区分交错的地方，非特权群体确实倾向于认为自己被排斥在更广泛的社会之外。在这些情况下，下层阶级的概念可以被清楚地应用。在欧洲国家，情况则有所不同。当欧洲存在同样不利条件的时候，这些不利似乎不如美国那么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