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在何时，英语同国人的命运联系得如此紧密，不懂英语就没有前途已成为共识，成为定律，成为真理。喧闹纷扰的英语教育的背后是对英语万能的由衷崇拜和驯服，“英语拜物教”正在悄然形成。与此相对应，在“疯狂英语”的步步紧逼下，汉语教育处于十分尴尬与无奈的境地。

二十一世纪是个大变革、大竞争与大融合的时代。经济全球化进程加速，科技革命日新月异，各种文化思潮相互激荡，表面温情脉脉的文明进程的幕后仍是民族国家的生存之忧。中华民族作为世界上最伟大的民族之一，以其勤劳智慧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明，巍巍煊赫、光被遐荒。语言是文化的标志和因子，它的表面凝聚着历史，背后积淀为文化。汉语承载并见证着中华民族的兴衰荣辱、离合悲欢，传承着中华文明。历史的词典中，找不到“怜悯”二字。在西风强劲的今天，以英语文化为代表的西方文明无情地扫荡着一切弱势文明。儒门淡泊，收拾不住。在西方话语霸权的冲击下，对传统文化的温情与敬意成为时代的悲情。用伤感和哀叹来阻挡西方文化是无济于事的。实现文化复兴必须要增强民族凝聚力和提高民族自信心，唤醒整个民族的文化自觉意识，树立共同的价值观。这一切都有赖于对本民族文化的熟悉，而语言则是传承文化的工具与载体。显然，没有语言教学的正确定位与发展战略就没有中华民族的未来。

民族的本质是一个文化共同体。语言的消亡也就是文化的消亡，文化的消亡也就是民族的消亡。在文明的传承中，汉语塑造并表达着中华民族的精神特质和存在方式，没有了汉语，民族生命将无处安立。在“人文精神与现代化”学术研究会上，学者刘京希指出，“西方强势话语的冲击中断了我们传统的话语，在西方强势话语占统治地位的情状下如何表达中国传统人文精神，令人悲观。退一步说，即使能够用西方话语来阐释中国传统人文精神，也将因此而削弱中国文化的主体地位，使之成为西方话语的注脚，并将因此而最终湮灭中国传统文化。”汉语既是民族文化的载体又是文化民族的标志。对外，民族语言的放弃意味着民族文化主权的拱手相让，意味着民族文化独立性的丧失。对内，意味着民族自我的迷失，意味着民族生命力的枯萎。

提倡民族语言的学习很容易被冠之以文化保守主义的帽子，保守主义自然又成为封闭和落后的代名词，并被斥之曰“非理性”。诚然，全球化的浪潮席卷着整个世界，任何民族国家不能置身其外，民族的发展需要民族国家间的学习和交流。这样，学习西方的先进知识和文化的理性就转变为掌握英语的理性。从工具理性的角度看，积极掌握英语这一学习工具无疑是正确的。但从价值理性的角度看，中华文明的复兴只能是汉语语境之中的民族文化的复兴。英语的学习必须服从这一指归。且不说，英语的垄断地位与汉语的从属化倾向会造成思维和表达的单一，导致知识获知能力的减弱。更重要的是，不掌握民族语言就不可能了解本民族的历史和文化，不可能了解民族生命本源的气蕴所在，民族的发展必然成为无源之水。失去了深厚文化底蕴的民族也就失去了判断力和创新力，在民族间的生存竞争中只能依附与他人，并逐渐消亡。

强调汉语的学习并非要排斥英语的学习，只是强调汉语教学对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意义。同时，必须指出，恰恰是在英语学习上，当前存在着极不理性的现象。用人机制上的唯英语论，英语教学的极端功利化，错误的英语教学定位等等，不一而足。在有限的资源空间，有限的能力空间之内如果对多种语言的学习没有正确的价值理解与战略规划，其结果只能是此消彼长的竞争性博弈。民族的发展既需要英语这个学习异质文明的工具，又需要汉语这个传承中华文明的基因。多语教学是个事关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根本性问题，兹事体大，不可不察。从表面上看，语言学习中的厚此薄彼现象是西方强势文明下生存竞争的必然结果，是市场的选择，是功利意义上的价值；但从深层次上看，对语言认知的差异实质上是如何看待和处理中西文明的关系，是对民族发展道路即对现代化的理解和抉择。把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把汉语乃至中华传统文明的式微看作是现代化的不可避免的恶果是重英轻汉的文化意识因素。这种看法割裂了民族发展与现代化，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统一，并将二者相对立，是建立在对中华文化的片面认知的基础上。中华文明历经数千年发展，其兼容并包，开拓创新的民族文化品质已成为中华文化绵祀不绝，再度复兴的不竭动力。相反，一味学习照搬西方文化只能落入浅薄的技术主义，失落了中华文化中最高的精神理念层次，从而自己将民族生命画上句号。

语言教学对于民族复兴的意义是基础性的，全局性的，实乃“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作为代表先进文化发展方向的共产党人正以强烈的忧患意识，高度的历史责任感着手规划实施语言文化发展战略，致力于民族文化的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