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定义“欧洲”
定义“欧洲”，笔者在这里提出三个“欧洲”定义：
1、“地理欧洲”：面积1016万平方公里
人口8亿
有45个国家和地区（包括最近独立的黑山共和国）
2、“政治欧洲”：二战结束特别是冷战开始后，邱吉尔、舒曼等人一下子把“欧洲”一词用来只包括资本主义西欧，把苏联、东欧地区排除在“欧洲”之外，甚至有人开始时称“欧洲”只是指“煤钢联营”6个西欧国家。直到目前，多数人心目中的“欧洲”也只是指欧盟。然而，即使是25国欧盟，其面积近450万平方公里，人口约4亿，都占不到地理欧洲的一半。从这个角度看，欧盟只代表着半个欧洲。
3、“讨论欧洲”：可任由改变范围，随讨论题目而变。例如，有申根欧洲、欧元欧洲、欧盟欧洲、欧洲经济区欧洲、欧安会欧洲、能源欧洲等等。
对我们今天所要讨论的安全问题来说，对于“地理欧洲”而言，是没有什么统一的“欧洲安全观”可言的；即使是对于目前人们习惯称之为“欧洲”的欧盟而言，其安全政策也包括共同的和非共同的两部分，其中“非共同的”安全政策，既可能是（欧盟成员国）国家的，也可能是几个国家合作推行的（例如目前首先由英、法、德三国提出的解决伊朗核问题方案），而在当前欧盟安全政策中的真正欧盟一级的“共同的”部分，随着去年春天欧盟立宪过程受阻，暂时陷入了停滞状态，这增加了我们研讨问题的难度。尽管如此，我们今天的讨论只能依然基本上定位在“政治欧洲”――欧盟，同时结合“讨论欧洲”中与安全观相关的若干问题。
为当今欧洲安全观设定的
四个主要条件
笔者没有能力用一、两句话来概括当今的欧洲安全观。本文讨论这一问题的办法是，提出决定欧洲安全观的几项主要条件，或者说主要内外因素。文中提出以下四项：
1、时代观：
欧洲有人认为，当今时代有点像“新中世纪主义”，他们把当今世界与欧洲“中世纪”作某种类比。在当年欧洲“中世纪”，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与教皇同在，国家与半国家并存，地方诸侯与城邦社会互见，如此等等。
而美国则认为当今时代是要把自由、民主的旗帜插遍全球的时代，是上帝与历史赋予美国完成这项神圣使命责任的时代。苏联瓦解后，美国大大加紧了这一步伐。
由此引伸出的不同结论几乎是不言而喻的：
按欧洲人的思维，既然当今世界有点像“新中世纪主义”，存在着多个国家、多种制度、多元文化、多向思维、多样力量、多方利益，权力相对分散，那就应当首先寻求彼此协商、相互妥协、和平共存，来解决国际安全问题等等。
而按照美国人的理念，那就要“为自由而战”，清除异己，实在清除不了的，至少要予以压制和改造，以利于国际安全。
2、世界观（价值观）：
欧美的价值观都主张实行市场经济和民主制度。
但在同一称呼下，还是有重大差别：
欧洲：社会市场经济，重视市场之外，还重视社会。
在市场经济方面：
美国：自由市场经济，更重视市场，但也不是根本不顾社会。
欧洲比美国更重视社会民主，当然也重视个人自由民主即人权。
在自由民主方面：
美国首先强调个人自由民主。美国没有社会民主主义传统，因为它不曾有过像欧洲那样的长期阶级斗争的历史背景。
这种世界观上的差别，自然也会体现到对外关系和安全政策上来：例如，由于欧洲人比美国人相对较多地考虑到“社会”，因此欧洲人也许比美国人更能理解，考虑到中国社会的复杂性，当前依然需要一个权威性的政府。对国际问题，欧洲人主张要以尊重的态度周密地考虑到整个国际社会方方面面的情况。而美国人习惯于我行我素，不太善于顾及其他。
3、历史感：
欧洲在14世纪前，并不是世界先进地区。进入15世纪之后，欧洲经过3个“R”运动，即宗教改革、文艺复兴、罗马法复兴，才使欧洲社会真正走到以自由、平等、博爱为号召的资本主义革命的道路上去。宗教改革的结果，使上帝的归于上帝，凯撒的归于凯撒，宗教从此开始专注于心灵与道德，体现为博爱；文艺复兴，以创作和表达的自由，昭示着人性的本来自由，上承希腊的“社会应为自由人之联合”的公民社会理想因之重光；罗马法的复兴（后世所称的罗马法概指《国法大全》而言，它对欧洲各国私法的发展有重大影响；十九世纪初拿破仑制定的《法国民法典》，即以此为主要依据），则表示着两个方面的重要内涵，一个方面是对以私权（以个人财产所有权为起点）为代表的个人权利的承认与尊重，这实际上也就是宪法的发端；另一个方面是，在作为公共契约的法律面前的平等，才是一个人作为公民在宗教终极意义之外，能够在现实社会层面得到的真正的平等。
正是宗教改革、文艺复兴、罗马法复兴的有机融合，信仰、自由、法治共同构成了社会的基石，封建王权逐渐收缩，活跃的市民社会逐渐成型，中世纪之后的欧洲才逐步摆脱了发展的禁锢（参阅孟雷：《信仰的历史与边界》）。加上1750—1950年200年间欧洲国家先后实现的工业化，使欧洲不仅在思维观念、社会根基和政治制度上，而且还在经济实力、科学技术以及军事力量上领先世界四、五百年，大约直至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而美国是一个相对新兴的国家，她的历史感远不及欧洲。
欧美历史感的差异，影响到它们的对外关系和国际安全政策。这里笔者只举出两点：一是由于欧洲历史底蕴丰厚，为它处理国际问题提供了丰富的智慧和经验；二是由于欧洲经历的历史，使它能更准确地给自己定位，二战后既然欧洲霸权“周期”已成过去，它出于理念和现实，都得以一种“非霸权”的姿态出现和行事。
4、现实感：
从安全角度来观察，笔者认为在谈到二战后、冷战期间以及冷战后的现实世界时，欧洲人的现实感中有四个问题特别值得讨论：
第一个问题是，欧洲人认为，二战后的欧洲一体化（主要体现为当今的欧洲联盟），为处理当代国际关系提供了一种新的范式。它吸取了历史教训，考虑到现实需要，体现出未来方向。美国人提供不出这种样板。欧洲联盟包含有超越传统国家主权的许多要素，这种部分地共享主权，与美国人所鼓吹的“超越主权”、“人权高于主权”之类是不全然一样的。体现在欧盟身上的当代国家之间的关系，要比当今美国人所追求的东西先进，美国人目前只是在做欧洲人一百年前已经做过的事情。
第二个问题是，欧洲人在二战后认识到，“欧洲世纪”已经完全结束；冷战结束后，欧洲人承认，现在是美国成为唯一超级大国的时期，特别是在军事力量方面，加上在科技力量、货币力量乃至经济力量方面，欧洲都不如美国。但这个世界毕竟不只是美国仅此一家。这个世界还有多个重要力量，特别是最近还有“新兴力量”兴起。当今世界固然离不开美国，美国同样也需要别的国家。特别是欧盟依然是国际生活中的一支重要的力量，它是一支稳定的力量（例如在经济安全中，乃至整个国际安全中）、平衡的力量（例如在南北关系中，甚至在中美关系中）、“榜样”的力量（例如它为世界提供了一种比美国较具人性的社会模式）。同时，欧洲还正在努力重新追求自己的“伟大”。
第三个问题是，当今的欧盟既是全球行动者，更是地区主导者。欧盟自然在发挥全球作用，但它目前的主要影响所及地区首先还是瞄准欧洲及其周边地区。在安全问题上尤其如此。上帝无可改变地给欧洲定好了地理位置，使欧洲人在考虑自己的安全问题时不得不首先盯着欧盟地区内部、欧盟毗邻国家、俄罗斯、巴尔干地区、高加索地区、地中海东岸和南岸以及中东地区等。这与美国时时、处处以全球眼光观察、处理国际安全问题有所差别。
第四个问题是，欧洲与美国在国际安全问题上的时分时合，来源于“理念”、“利益”和“力量对比”三方面的时同时异。在理念方面，欧洲人意识到，在当今世界中，美国是一支最强大的力量，只有它有能力在它认为必要时独自采取重大的涉及到国际安全问题方面的单边行动，但美国行为的正确与否是没有把握的，它既可能有助于国际安全，也可能破坏国际安全。因此，欧洲主张加强国际机构，建立多边协商框架，采取多边合作行动，主要通过“多边”方式来缓解或解决国际冲突。在利益方面，虽然体现在“大西洋共同体”（包括北约）之中的欧美盟友与伙伴关系，建基于共同的价值观之上，应当说它们之间的关系是相当紧密的；然而，共同价值观还不足以、也不可能取代不同的利益，例如欧美在讨厌“独裁政权”和“别样力量”等问题上有相似的看法，有时甚至还并行不悖地采取了某些行动，但这并不能掩盖欧洲与美国由于利益不同而在对待伊拉克、伊朗、中东、俄罗斯、“颜色革命”乃至中国等问题上的不大一样的政策立场。在力量对比方面，欧洲人虽然也并非绝对排斥“军事解决”，但它首先选择的是“促和”、“劝和”、“说服”、“谈判协商妥协”之类的办法，这同欧洲自身的力量（主要是军事力量）相对不足有关。自然，更为重要的还是已经溶入欧洲人灵魂深处的厌恶战争、珍视和平的心性，这一点，欧洲人胜过美国人。
欧盟目前的两大困境
欧盟近些年来处境困难，集中表现在欧洲联合和欧洲改革两方面受阻。
1、欧洲联合暂时进入了一个“冷静思考期”：
2005年法国、荷兰公投否决《欧盟宪法条约》草案，加上英国等6国明确表示不打算批准该宪法，把欧盟逼进了一个“冷静思考期”，推迟了下述四个重大问题的进度表：
——“欧洲的计划”：即欧洲对自己未来的设计，恰当回答“我，欧洲，到底是谁”这样一个根本问题。
——“欧洲的机构”：即欧盟的机构与机制如何设置与改革，使之既更有效率，又更为民主。
——“欧洲的疆界”：究竟止于何地？一旦土耳其入盟，下面还有谁？这是一个涉及欧洲一体化的地域范围及其可能采取的“网住”形式的问题。
——“欧洲的速度”：即为今后的欧洲一体化在深度和广度两方面的继续推进提出新的设想。
很难想象，在当前这样的背景下，欧盟能在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方面有多大的作为。
2、欧洲改革方面同样困难重重：
欧盟多数成员国之所以迫切需要社会——经济改革，首先是因为它们长期来未能及时适应经济全球化。笔者认为，迄今为止的经济全球化，西方仍然是主要得利者，它们得到的是制度性利益、规则性利益、典范性利益以及物质性利益。这些“利益”意义深远。当然，西方某些国家某些产业也遇到一些困难，主要是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它们竞争不过来自低成本的发展中国家的同类产品和服务。欧洲国家尤其困难。
怎么办？只有实行社会―经济改革。而这些改革，如果撇开官样言词，大多含有新自由主义因素，这就导致重重困难，因为它们势必在一定程度上会触动到欧洲根深蒂固的社会民主主义和与之相应的社会福利制度。但改革毕竟还是在逐渐展开，其主要内容，可以把它们归结为调整五对关系，即国家与市场、政府与企业、雇员与雇主、社会与公民、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五对关系的调整过程有一个共同点，即天平都在向后者倾斜，即“多些市场，少些国家”；放松政府对企业的管制与限制；给雇主在录用和解雇雇员条件方面“松绑”；大力强调“公民自我承担责任”；积极发展直接融资，使资本拥有者获利更大。
欧洲国家社会—经济改革的成功，至少是取得明显成效，将为欧洲内外的安全政策提供可靠的经济力量基础。相反，如果欧洲在联合与改革两方面未能取得重大成就，那么，欧洲甚至连本身的安全问题也将依然离不开美国，同时还会给欧洲在国际安全问题上带来更大的局限，除非美国遇到了更大的麻烦，无意中给欧洲提供了某些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