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波先生的杂文《花剌子模信使问题》开头就说“中亚古国花剌子模有一古怪的风俗,凡是给君王带来好消息的信使就会得到提升,给君王带来坏消息的人则会被送去喂老虎。于是将帅出征在外，凡麾下将士有功，就派他们给君王送好消息，以便他们得到提升；有罪，则派去送坏消息，顺便给国王的老虎送去食物。”

韩国黄禹锡学术造假,有一个细节很耐人寻味，黄禹锡造假事件最初是由韩国的一家电视台 (MBC)报道出来的。这家电视台采访了与黄禹锡合作的美国匹兹堡大学有关机构,拿到了黄禹锡涉嫌造假的若干证据。可是，当MBC将自己的采访所得公之于众的时候,得到的不是喝彩声而是讨伐声一一从韩国政府到韩国民众一致声讨这家电视台，说它污蔑韩国的“民族英雄”黄禹锡。韩国民众上街游行支持黄禹锡声讨MBC。 在强大的社会压力下MBC不得不出面道歉。值得庆幸的是，不久，黄禹锡学术造假事件被证实了，MBC逃过一劫。

韩国MBC报道的是真相，为什么会惹得民众如此不满?真实是新闻的生命，媒体报道真相本是天经地义的事，为什么还要承担如此巨大的风险?这样的追问，一下子就涉及到了“信使”(从某种意义上讲，媒体、学者是社会的信使)报喜还是报忧的问题。如果明确了“报喜得喜，报忧得忧”的原则，那无疑等于承认了自己是花剌子模国君王，而我们的社会就是花剌子模国的翻版，就会让所有的人沮丧，因为那个花剌子模国已经被成吉思汗的大军灭掉了。我们要构建和谐社会，不想步花剌子模国的后尘，所以，我们对“信使”的要求是：报真不报假。这一点在理论上没有任何问题，问题出在实践上。在实践中，“报喜不报忧”成了许多“信使”心照不宣的“秘籍”，人称“潜规则”。在这一“秘籍”的指导下，很多揭露性报道胎死腹中，很多批评性文章难见天日。凡是有过媒体工作经验的人或关注新闻媒体的人，都可以举出若干类似的例子。

为什么会这样?王小波先生在他的文章中没有回答，倒是胡适和雷震的一段谈话有助于我们解答这个问题。

1949年以后，蒋介石逃到台湾。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台湾国民党高喊“反攻大陆”的口号，并以此为借口实行专制统治。为了加强对报刊的控制，国民党台湾当局除了作出“限证”、“限张”、“限印”的“报禁”规定外，还以触犯刑律为由对一些报刊和报人进行制裁，这期间最著名的就是《自由中国》案。由于这个刊物反映了一部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观点，所以在知识分子阶层有较好的口碑。1960年初，雷震在《自由中国》上发表《反共不是黑暗统治的护符》、《蒋总统如何向历史交代》等社论，指责国民党专权，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忌恨被扣上了“倡导反攻无望”、“为共匪作统战宣传”等罪名，于 1960年9月被抓起来，关了10年。据说，在被抓以前，雷震跟胡适有一段谈话。雷震讲“胡先生我们回不去大陆了这不是真的吗?为什么讲了真话别人还误会我们?难道不许我们讲真话吗? ”胡适就说“你们办的杂志讲了真话这没有错。台湾这批人回不去大陆了这也是事实。可是你不要忘记想回大陆是很多人的一个梦。由于你雷震，由于你办的《自由中国》杂志，把这个梦给摧毁了。因为你摧毁了别人的梦，所以就要把你抓起来。”

胡适不愧为思想大师，一下子就说到了点上。

专制暴君和愚民(他们天生就是好搭档)压根是不讲道理的家伙，他们信奉的只有慈禧太后的那句话“谁叫我一时不痛快，我就叫谁一辈子不痛快!”你报的信打碎了我的美梦，让我不痛快了，那你就要倒霉!一一至于你报的是真是假，那是无关紧要的。在这种情况下“信使”们采用“报喜不报忧”的做法显然最符合市场规则一一风险极小而收益极大。我报的是 “喜”，如果恰好又是真的，那于公于私都是美事，好处自然是大大的；我报的是“喜”，如果被识破是假的，那还可以用“出发点是好的”来搪塞，怎么说也不会被喂老虎。可是，如果你奉行的是“真”原则，一旦赶上一个真的坏消息，那你就随时都会“摧毁别人的梦”，会被“抓起来”，甚至还要被喂老虎。

多年来，我们一直在呼吁:要加强舆论监督。这自然是不错的，但是，舆论监督问题说到底还要面临一个“信使待遇”的问题，只有“信使”们不再有“被喂老虎”的危险，舆论监督的作用才能最充分地发挥出来；只有“信使”及其拥护者们拥有“免于恐惧的自由”，我们的社会才能实现真正的和谐。

（2006年第 4 期《同舟共进》郑连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