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两会”期间，北大校长许智宏表示：“建成几所世界知名大学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保证。”因此，呼吁国家继续对有关大学实行“财政倾斜”的政策。

我想与许校长商榷的问题是，“建成几所世界知名大学是不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保证”？我们先假设“建成几所世界知名大学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保证”的立论是成立的，然后按照这个假设往下推：要办世界一流大学，中国缺些什么？

办世界一流大学需要具备什么条件？我想大致需要“四个一流”：一流的教学设施，一流的管理，一流的师资，一流的学生。

一流设施，最容易办到。集中财力，少则一两年，多则三五年，没有办不到的。一流的管理，也不难办。当过世界一流大学校长的人很多，中国要请三几个也是绝对请得到的。

一流师资，稍难些。但集中全国最优异的师资，广纳世界最顶尖的华裔学者，每一个系(甚至每一个重要的专业)高薪聘请一两名世界级的一流教授，真要做的话，三五年内也不是什么办不到的事情。

然而，高校培养的学生，是表现大学的“教学、科研、服务社会”三大职能的重要指标。因此，世界一流大学的一个重要指标，是培养出世界一流的学生。

其实，最难的也就是：一流的学生哪里来？中国以应试教育为根本的基础教育是无法承载世界一流大学的，也是无法承载许校长所说的作为创新型国家的“重要保证”的“世界知名大学”的。

经过若干年潜心研究美国基础教育中的“天赋教育”，我发现：美国的基础教育不仅为美国的顶尖大学发展成为世界一流大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且为美国成为创新型的国家提供了“重要保证”。

一个人要上跃，首先要下蹲，而且脚下的着力点的坚实度与人的上跃度成正比。如果我们把教育看作一座大厦，基础教育是这座大厦的基础，高等教育则是它的顶。基础不好，大厦不牢，花再多钱去堆一个“金顶”，也是徒劳、本末倒置的。更何况一座大厦除了最高的“顶”以外，还有许多不同“层次”的楼层。

建设创新型国家，需要基础教育为各行各业提供各个层次的创新型人才，这才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保证”。但是，中国的基础教育显然无法成为这个“重要保证”。遗憾的是，许校长把“金顶”看得比“坚实基础”重要；更遗憾的是，教育部赵沁平副部长在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也只是谈了“高校将主要从三个方面为建设创新型国家提供支持”，似乎建设创新型国家全看高等教育的了，完全没有提及基础教育。

可能很多人无奈地为北大打抱不平：基础教育与北大无关。然而，北大要建成世界一流的大学，就与基础教育脱不了干系。因为，一是生源的质量对建成世界一流大学至关重要；二是北大的选材标准影响甚至指挥着基础教育的走向。生源的质量，不仅影响北大毕业生的培养质量，甚至影响校园的学术质量。因为一流大学的学生群体是多元文化校园的重要组成部分。

世界著名的哥伦比亚大学拥有64位诺贝尔奖得主，居全球名牌大学诺贝尔奖排行榜第二位。他们是怎样看待自己与基础教育的关系的呢？该校招生办执行主任弗达先生跟我说：“我们有一个非常强烈的信念：无论是课内课外，学生之间能相互学到许多东西。因此，由有着不同生活经历的学生组成的群体能给学校带来巨大的贡献。”所以，他考虑最多的问题是：招收什么样的学生，才“能够帮助学校营造一个学生群体去更好地完成学校的教育使命”？

也就是说，世界一流大学需要多元文化的校园——由具有不同背景、特点、能力的人组成的“学术社区”。许多人并没有意识到多元文化校园对一间学校的学术质量产生的重大影响，以为教学就是老师教，学生学。其实，学生群体间的互动也是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多元文化的校园既指学术思想、学术风格的多元，也指教职工和学生特点、特长、经历、能力、背景的多元。如此的校园才能促成人才间的互动，形成一个丰富多彩、生动活泼、富于创新的学术社区。

其实中国的教育也有过这种经历。我就一直怀念77级、78级那个“藏龙卧虎，五花八门”的校园文化：我们中有十万大山来的“老插队”，有已达 10年教龄的民办老师，有乳臭未干的应届高中毕业生，有散步也像操正步的转业军人，有在文工团跳过芭蕾的“白毛女”，有在塑料凉鞋上钉铁掌的县城干部，有在省级刊物上发表过作品的“臭老九”，有用小楷毛笔字抄过三遍《左传》的工人，有因偷听外国英语台而失业的待业青年，有因不满“四人帮”而受过惩罚的“思想家”，有住在高墙深院内的高干子弟，有讲洋泾浜国语的归国华侨，有张口闭口《哥达纲领批判》的“老高三”……尽管那时大学禁止谈恋爱，文化生活还不够自由，但大伙儿聚在一起侃大山就是一种其味无穷、取之不尽的宝藏。琴棋书画、杂艺竞技，上厕所拉泡尿都能碰到几个人才。“藏龙卧虎，五花八门”的生源本身就构成了校园文化的无价财产。

世界一流大学追求的境界，就是营造一个多元文化的校园：使得学生在课外学到许多课内学不到的东西，使得学生随时随地都能遇到可以取长补短的人。为了营造这样的环境，世界一流大学用我称之为“三合一”(高考成绩+平时成绩+综合素质)的多样化的录取标准去招收具有各种特长和背景的学生。为什么哈佛曾将365个“高考状元”(SAT满分者)中的165个拒之门外？为什么哈佛曾招了一个无家可归而又聪明好学的流浪女？为什么伯克利收了一个锲而不舍、勤奋努力的流浪汉？为什么普林斯顿录取了一个童子军饼干卖得多的黑人女孩……其实，道理很简单：单元的结合1+1<2，而多元的结合则是1+1>2。比如说，由11个郝海东组成的球队，不堪一击！只有郝海东、范志毅、孙继海、江津等具有各种特点和能力的队员组成的球队才能打进世界杯。

然而，中国的高考认分不认人，以考分为录取的唯一标准，招收的学生特点太单一。即便录取的全是高考状元，由这些特色单一、特点相似(包括弱点相似)的学生组成的校园文化，也是不健康的，甚至形成的是1+1<2的环境。更何况，这些通过高考出来的“状元”们，大多不过是一流的“考生”，而不是一流的“学生”。

可惜，北大年年与清华争夺高考状元，不仅不利于北大自身成为世界一流大学所必需的多元文化“学术社区”，而且给中小学的基础教育一个不良的示范。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作为中国两家最著名的学府，你们的选材标准，是基础教育的风向标和指南针。你们选什么样的人，中小学就培养什么样的人。高考状元年年热炒不绝，屡禁不止，难道与北大清华年年争夺高考状元无关？

北大想对“建设创新型的国家”有所贡献，不完全在于国家增加对北大的资金投入，而在于北大通过自己的选材标准，对基础教育的人才培养模式发挥重要影响。

(2006年5月18日《南方周末》黄全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