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和官员是两种不同的职业、不同的角色和不同的社会分工，因此应该具有不同的思维方式、语言文字表达方式和工作行为方式。否则错位乱位，难免贻笑大方、事与愿违。

官员着重讲政治利害，

学者着重讲学术是非

原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在其所著的《孔子评传》一书中讲述这样一件事，在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大搞尊孔活动，意在维护他的领袖地位，而我党则针锋相对揭露蒋介石尊孔活动的实质，批判孔孟之道的糟粕。匡亚明同志在延安见到毛泽东便问道：对孔子是不是也要一分为二，肯定他的思想中的精华？毛泽东说，现在蒋介石别有用心地搞尊孔，我们就不能说孔子怎样好。将来到我们共产党掌握政权了，再对孔子思想进行全面评价总结。

我在攻读硕士学位时，导师也告诉我一件事：抗战时期，我党为了揭露蒋介石不全力抗日，时常搞摩擦，打压我党领导的抗日力量，就大力宣传岳飞抗金的事迹，以影射蒋介石的不抗日。蒋介石对此心中不快，便向历史学家钱穆询问对策。钱穆说，您可以组织人批评岳飞是个军阀，不听中央政府的指挥。

这两件事都说明政治活动注重的是政治利害关系，而学术研究则相对超越利害，注重客观上的是非。

官员着重求同，学者着重求异

党和国家的根本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强调的是按多数人意见行事，尤其是行政机关实行首长负责制，更强调个人要服从领导。另外，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的公务员法律都规定了公务员不得公开批评政府的决定，必须执行上级领导的命令。而学者则与此有所不同，党的学术和艺术活动方针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学者和艺术家着重追求标新立异，多变、差异、选择、独立是这一职业群体的鲜明特点。在学术研究和艺术创作方面不能实行民主集中制，只能实行体现个性的相对自由原则。

官员着重讲实际，学者着重讲理想

官员是受人民之托当家理财的人，处理具体事物的“案牍”之劳是无法摆脱的。因此官员不能不着重于务实的思维方式，遇事不能敷衍、搪塞，要有可以操作并行之有效的具体方案。官员务实的思维方式与对官员的绩效考核方式密切相关，量化指标和物化项目是绩效考核的主要内容，它们是实实在在的，甚至大多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不务实难以获得。而学者与此有所不同。学者不参与具体社会事物的管理，掌握较多的人类间接经验和书本知识是他们的职业特长，追求完美和批评现实是他们的职业特性。他们可以开出一系列医治社会问题的药方，但不必直接承担药方实效的责任（所谓“无官一身轻”）；他们可以描绘理想方案，但不必一定给出具体的操作方案。

时代的发展，会使更多的学者从政，也会使一定的官员任满之后从学。把握从政与从学的不同点，在什么山上唱好什么歌，是今后值得探索的课题。

讲政治、讲学习、讲正气

对我这样一个学者出身的领导干部来说，讲政治，就是要注意防止由于文科知识分子长期个体劳动而产生的个人主义倾向，时刻不忘自己的第一身份是中共党员，第一职责是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第一专业是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所以当我担任副校长和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时，强调自己首先是党的理论工作者，然后才是学者；担任区长时，强调自己首先是区委副书记、党员，然后才是区长和公务员。不管自己有多少想法，只要党决定了，就坚决执行。

虽然我是学者出身，但书到用时方恨少，讲学习对我来说依然是非常必要的。作为官员，学习的第一动机就是经世致用，当然是强调管用。但我觉得除此之外，也要把学习当作陶冶情操、调节身心的重要途径。知识渊博可以增加个人魅力，可以开阔自己视野，赢得别人对你的尊重。一个爱学习的人往往会注重提高自己的品位，这会成为防止自己堕落的一个重要屏障。云南的李嘉廷、河北的丛福奎、贵州的刘方仁、广西的成克杰等，都不爱学习，在私生活中显得很没有品位，进而侵害了党和人民的事业。

讲正气，就是绝对不能牺牲党和人民的利益，满足自己的私欲。当区长不可能不和投资商打交道，招商引资是政府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工业用地价格总有一定幅度，区长在城建土地招标中总是具有一定的影响力，但无论如何你不能拿投资商、开发商的好处。要做到这一点，对别人发财一定要心态平衡。公务员工资不一定很高，但比较稳定；企业家收入可能很高，但风险较大。甘蔗没有两头甜，鱼和熊掌岂可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