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滔滔江河、川流不息、源远流长，是世界上惟一能够延绵5000年的优秀文化。
在考察中华文化时，应重点注意研究儒家文化，因儒家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主体。它也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离不开的文化营养。儒家文化本质上是指导人生、如何做人的学问，即关于生命的存在、生命的意义、生命的价值、生命的归宿的学问。所以它是一门支撑民族精神、设计生存模式、塑造人的价值观念、构建社会伦理道德的学问。做为一个领导干部，更应从儒家文化中汲取营养。本文试应用儒家文化的经典著作《论语》的个别篇章，结合道家、法家的某些思想及本人工作实际，谈一些当好领导干部的粗浅看法。
领导干部要加强自我修养，品行端正，以身作则，方能以德服人
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怀德，小人怀土”；“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
以儒家为核心的中华传统文化把道德修养、慎独、自律视为人之为人的重要标志。它的着重点是生命和德行，它是培养品质和操守的圣经，是践仁成圣的道德实践，它为我们提供了安身立命的大思想、大智慧。我们每个共产党干部应发扬儒家文化的精神特质，追求高尚的品行，“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成为国家道德和精神价值的体现。做为一个党的领导干部，要带领人民群众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完成民族复兴的大任，就首先要树立远大理想和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加强道德修养，陶冶良好情操，以身作则，为人表率。
我们的古人不乏传统文化的践行者。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是诸葛亮的名言，也是他一生努力实践的坐标。毛泽东曾经说过：“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公”。 这位时代领袖把曾国藩看作自己的参照，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曾公具备了深刻的自省能力，严格的自我修养本领，一生不断追求自我超越，实现了古人所说的“立功、立德、立言”三大功业。遍数留芳青史的名人均可以发现，那些成就功业的人都具备出色的自我修养能力，这一点我们从共和国第一任总理周恩来身上同样能找到最好的佐证。
孟子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在儒家思想中，通过加强自身修养，树立高尚品质，历来受到人们重视。实际上，它类似于《孙子兵法》所倡导的最高战争原则——不战而屈人之兵。具体来说，领导者通常表现出“力服、才服、德服”三种境界，以力服人只能使人慑服，以才服人可以使人折服，而以德服人则使人心服。
当今市场经济社会，物欲横流，名利勃兴，作为受到传统文化熏陶和有儒家修养的领导干部们，必须保持其挺拔的风骨，用传统文化中“计利应计天下利，求名当求万世名”来对待名利的人生态度，淡薄名利、洁身自好、清廉自守、不求闻达，减少社会的犯罪，减少官员中的贪污腐化。
领导要善于学习，具备丰富的知识，做个足智多谋的通才
孔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学如不及，犹恐失之”；“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而殆”。
人类的每一次进步无不是踩着学习的台阶而前进的，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的发展无不是依靠学习而完成的，每一个领导干部的成就也无不是凝聚着学习的结晶。
历代开国皇帝都十分重视学习，他们学习的重点均放在怎样吸收前朝灭亡的教训，为自己治理国家提供有益的指导。比如，刘邦经历了强大秦朝由盛转衰的过程，也经历了多年的楚汉战争，十分清楚老百姓的心声。因此，他采取了休养生息的策略，直到多年后出现的“文景之治”。唐太宗李世民同样也是个十分善于学习的人，他非常注意吸取隋朝衰亡的教训，由于他的学习，才有了后来的“贞观之治”。强大的清王朝帝国也正是晚期拒绝学习西方工业发展的经验，使国力每况愈下，致使任人宰割，丧权辱国。
历史往往有着惊人的相似。形形色色的历代帝王各有各的成功经验，也各有各的失败教训，但成功也好，失败也罢，是否善于学习都应是他们要共同总结的重点。人们做任何事情都要不断学习新知识，了解新情况，中国革命的胜利和改革开放的成功无不都是学习结出的硕果。20世纪70年代，美国以军事科技革命带动国家生产力发展，并将军事技术应用于经济生活，催生了网络信息等新科技变革，进而引起商业管理理念的变革，使美国重新站立在时代发展的潮头。由此可见，学习的能力成了影响成败的关键。
做为新时期的党的领导干部，更要有强烈的学习意识，掌握学习的本领，养成终身学习的好习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潮中，我们不但要学习，而且要比别人学得更快，行动更迅速，才能有不衰竭的生命力。学习、学习、再学习，的确是我们每一个领导干部的主题。
以人为本，宽厚待人，营造和谐的文化环境
孔子曰：“仁者爱人”；“礼之用，和为贵”；“仁民爱物”；“泛爱众，而亲仁”。
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华文化本质上是一种伦理文化，它通过“礼”约束人们的言行，通过实施“仁爱”、“仁政”、以人为本的策略来治理国家。“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意思是把人放在首位，关爱人、体恤人、帮助人，爱惜民众，广施仁爱，方能赢得民心。在中国历史上，人心向背往往决定着一个国家或政权的生死存亡。所以国君要想成功治理天下，必须以“仁”治国，所谓“仁者无敌”便是这个道理。众所周知，儒家文化是以人为中心的文化，所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就道出了真谛。试想一下，大凡历史上生命长久的朝代，无不是“亲民”“爱民”的因素在起作用。
孔子一生倡导的“仁者爱人”“和为贵”的思想就是儒家的最高追求，是儒家的终极关怀。这要求我们每个人都要深怀“爱”心，努力营造“忠恕”、“仁爱”的人际关系。所谓“忠”，是指忠诚待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所谓“恕”，是指宽厚待人，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儒家“仁者爱人”的两个方面，具体表述为仁、义、礼、智、圣、恭、宽、信、敏、惠等，是孔子处理人际关系的指导原则。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这里的“人和”指的就是我们常说的“人际关系”。现代日本是在二战后一片废墟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其经济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借助中国儒家文化中“贵和”、“合作”的精神。除日本外，新加坡和韩国同样也是汲取儒家文化的营养，一举成为亚洲四小龙的。
孟子有一段十分精彩的表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心。”领导人如果善于把握这种原则，有效地关爱下属及其父母子女，不可谓不是屡试不爽的用人法宝。
除人以外，中华传统文化还十分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它的最著名的思想便是“天人合一”的自然哲学观。这里的“天”即指“广大自然”，也意为“最高主宰”；“合一”原始之意是指自然的天与人合一，后来演化为自然环境与人类社会必须和谐发展的思想。“天人合一”的观念，把天地人当作一个整体，和谐相处。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发展是以丰富的自然资源和自然环境的存在与发展为前提和基础的。但当人类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自然时，也就干预了自然的进程。人类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常常以大自然的主宰自居，把大自然当成异己的力量和征服的对象，用反自然理论肆无忌惮地对自然进行惊夺，从而导致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越来越恶化，资源越来越贫乏，使人类生命之根越发枯竭。痛定思痛，不由地使我们又想起中华传统文化的伟大。此外，传统文化还蕴藏着深厚的道德遗产和“仁爱”关怀，尤其是它的“和为贵”、“和而不同”的文化理念，又为人类提供了对话、沟通、协调的理性方式来替代对抗、误解、冲突 。在未来人类伦理道德的重建上，将产生重大作用，也可为拯救人类自身作出特殊的历史性贡献。
作为一名党的干部，一定要坚持以人为本，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关心群众疾苦，把人民群众的利益做为最高利益，做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孟子曰：“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再就是与同事和下属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加强沟通、增进团结、宽厚待人。和则两利，斗则两败——这是对军事斗争的描述，也是现代组织人际关系的基本法则。一个不团结、内讧的、人心涣散的团队，是决不会取得胜利的。
总之，中华传统文化作为一种文化资源，它不仅在国家经济发展中发挥独特的作用，而且对每个领导干部的思想品质、道德修养、伦理观念、工作才能都有重要的教化作用。尤其是人类进入了新的和平发展时期，中华传统文化更会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
(作者系新疆兵团十三师师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