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这一基本国情直接影响了中国现代化进程。

庞大的13亿人口，一方面为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巨大的国内消费市场；另一方面，人口多也确实给我国的资源环境带来了巨大的持久的压力，引发了很多社会问题。

我们应该根据中国人口国情的动态变化对人口发展目标和人口发展政策进行适时地重新思考、重新分析、重新设计。

我国15—64岁劳动适龄人口比例从1980年开始一直上升，从2000年到2015年左右，我国15—64岁人口比例都处于70%左右，劳动力相当充沛，丰沛的劳动力资源是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的有利条件；但是，之后，如果现行人口政策不变，我国劳动适龄人口比例将大幅下降。

进入90年代中期中国最为突出的人口与发展的矛盾演变为就业问题，我国实际劳动力供给量愈来愈大，形成若干个相互叠加、相互冲突的迅速增大的就业压力高峰，而我国创造就业的能力和实际就业需求量明显下降，加剧了就业供求矛盾。

未来中国潜在的最大挑战则是养老问题。从老龄化挑战看，中国属于世界上人口结构老化速度最快的国家，在比工业化国家收入水平低得多的情况下进入老年社会，其挑战性在人类发展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控制人口数量和防止人口结构老化实在是一个两难的问题。大力开发人力资源是应对人口系统挑战的一个途径。因为人力资本是国家财富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人力资本优先的追赶是后发国追赶先行国的成功模式，人力资源开发和利用可以解决目前经济中出现的内需不足等结构性问题，也是主动应对老龄化的新思路。

人口政策应以调整人口结构为主，控制人口数量为辅。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曾毅教授提出，在人口生育政策方面，应逐步实施“二孩晚育软着陆”。我认为是有道理的。实施“二孩晚育软着陆”，将有助于调整我国未来的人口结构和男女比例，降低未来老少抚养系数快速上升的趋势，缓解老龄化带来的养老金短缺和劳动力优势丧失的问题。

现在看来，如果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算起，中国的人口问题至少需要花两代人的时间才能调整过来。从人口自身发展的特点和政策调整作用所形成的逻辑可能是：先严格控制一代人，后主动调整一代人；先控制人口数量，后调整人口结构。因此，中国今后的人口政策应逐步转变为以调整人口结构为主、控制人口数量为辅，逐步调整人口年龄结构和人口城乡结构。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调整生育政策，至少需要花一代人时间，并且需要精心设计，同时要由国家人口计生委支持和监督，总结经验、稳步实施，不应急于一下子推开，以免引起国内外强烈震动。

毛泽东同志讲“人多是好事”。我们应当如何正确认识和理解这一观点？我认为，“人多是好事”是有条件的，最大的条件就是人力资本水平。当人力资本水平低下时，人多不是好事，人口越多，负担就越大；当人力资本水平较高时，人多是好事，而不是包袱，例如到2020年时中国高中和大学人口占40%，15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12年，人口越多，发展能力越强，创造财富就越大。在一定条件下，人多是坏事才能转化为人多是好事，这个条件就是大力开发人力资源，强化人力资本投资。从这个意义上，中国的人口包袱正在向发展财富方向转化，总人口数量众多已经不是发展的突出矛盾，而老龄人口比例迅速上升日益成为突出矛盾或主要矛盾。

总之，十分复杂又迅速变化的中国人口国情要求我们，第一，以辩证的眼光来观察，既要看到有利的一面，也要看到不利的一面，还要比较有利和不利的大小；第二，以历史的眼光来观察，既要看到以往政策的历史背景和合理性，也要看到它的历史局限性和成本，还要比较该政策的收益和成本的动态变化；第三，以发展的眼光来观察，既要看到目前发展的有利条件，也有要看到未来发展的不利条件，还要比较有利和不利条件的变化，适时适度地调整发展目标和方针政策。

（2006年4月21日《人民网、人民论坛》胡鞍钢）